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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逻辑的批判:马克思与波德里亚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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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逻辑的批判:马克思与波德里亚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2022-04-16

拜物逻辑的批判:马克思与波德里亚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

哲学论文】导语,您眼前所欣赏的这篇文章共有140942文字,由滕海平细心改进,上传在酸豆角述职馆!世俗是一个汉语词汇,拼音为shì sú。一指世间不知变通的、拘泥的习俗;二指非宗教的;三指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四指尘世,世间;五指俗人,普通人;六指流俗,庸俗。拜物逻辑的批判:马克思与波德里亚_其他哲学论文十篇欢迎来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拜物逻辑的批判:xx与波德里亚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一篇

(1818~1883)与波德里亚(1929~20xx)是分处两个世纪的两位思想家,尽管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特征与哲学主题不尽相同,从两者的著述中也可明显觉察到研究方法的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批判的题域争靶心,即对拜物逻辑的批判——不是对碎片式的拜物形式的批判,也不是对一般感觉形态的拜物现象的批判,而是以一种成熟的哲学历史观和人学观念,综合性地运用社会科学体系框架内的若干方法,对工业文明发端以来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关系的揭示、反思及其追问。“物化一幻化一异化”乃是拜物逻辑的内在模式。波德里亚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和解读,反映的正是关于货币化生存世界哲学批判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 现代性 拜物逻辑 资本 消费社会

自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三大理论命题之后,在一百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游荡在现代性时空背景中的拜物逻辑的幽灵,始终成为真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思想家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议题。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译作鲍德里亚)在《物体系》、《消费社会》、《拜物教与》、《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完美的罪行》等著作中。对当下社会的制度、经济体系、社会所内含的拜物逻辑,作了深刻的批判和解读,反映的正是关于货币化生存世界哲学批判的学术传统。值得重视的是,两位思想家所思考的对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实体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颠覆人类心智进化认知传统的问题。Www.meiword.COm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状况与后现代性体验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对与波德里亚的拜物逻辑批判的思想与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与解决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深层问题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是和波德里亚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兴奋点,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其批判的坐标和路径也迥然不同。

所处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近、现代化过程深度发展的拐点期。16~18世纪宗教革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导致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与趋于成熟,被松巴特称为“盛期资本主义”。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日趋尖锐,总资本与总劳动的对立,导致了大规模灾难和阶级冲突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示了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本质的否定。

波德里亚所处的时代特征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由现代性的生产时代转向现代性的解构时代。对理性主义传统的质疑和对多元性、不确定性的关注,使得资本主义具有的鲜明的精神特质开始萎缩,个人对社会行为的思辨的偶然性下降,社会意识的离散度和异质性凸显。二是资本已从少数人的垄断行为转向利益多元化的组合行为。资本的全球化和市场处于全球网络化阶段,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分离;资本之间的联合成为势所必然;个人资本的联合在股份制的黏合下往往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直接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加之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本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三是经济社会的总特征已从过去的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社会。消费行为的整体已成为构筑市场的符号,变成了资本的作用对象。消费已被大众传媒幻化,在象征、符号、欲求、认同的驱动下,西方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的生活去中心化,生活的意义不再只是“工作”,而体系。但是,波德里亚也深刻地指出,这种以某一特定价值为轴心的简化了的普遍性符号体系给人的精神状况带来危机:一是“普遍化、效率的代价是价值‘语言’的彻底简化、贫乏化,几乎不可逆转的退化”,一是。价值参考单一化所具有的强制性,似乎只是使得区别的欲望更加强烈。人们会被迫坠入自身编造的幻化的物体系中,在追逐虚幻的价值目标的歧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为物所俘获和奴役,最终彻底被物所吞噬或消解。

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消费文化越来越使人置身于庞大的物的镜像世界之中,为此,应当终结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一物就是物的存在本身,而应当提倡一种新的理念——传统的真实不存在,物就是物的图像、影像。幻化把巨大的、丧失了与人的亲缘关系的物带到我们面前。主体对世界的幻化理解,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那经典的“洞穴之喻”,将那投射到洞壁上的幻化了的光影世界、符号世界定位为真实世界。物的体系正在宣告自己的合法性,宣称自己就是世界。而其本质上却是一个镜像世界、仿真世界。波德里亚评论道:“在这里镜像象征地代表了我们行动的意义。我们的行动在我们周围构成了一个属于我们影像的世界。”在消费社会中,主体试图用购买行为来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存在,即我买故我在(i shop,there-fore i am)。

(三)异化

异化是批判拜物逻辑最为重要的范畴。从根本上说,异化关联着人的个性能否彻底解放、人类自由能否彻底实现的问题。在看来,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一切“社会物”的存在,本质上都与人的实践行为相关联,可是,在以资本为轴心的商品社会里,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不仅失去人的行为特征,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的意识和行为,异化由此而出现。的异化概念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人被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的创造物所控制的非人状态。

根据在不同时期著作中的不同切入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的异化批判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本主义,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特定目的是为了人性的复归及人类从拜物状态中的彻底解放。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自身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所创造的物脱离了人的控制,反过来奴役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整个社会运转呈现为一个见物不见人的过程。究其原因,就在于生产者的产品同生产者相异化了。不难发现,早期的异化思想集中体现在劳动异化理论方面,认为劳动是人作为类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客体化,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第二阶段,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的的异化批判理论基本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的解剖,其主旨在于从生产过程和制度层面探究拜物逻辑的根源。进一步考察了资本发展过程中劳动条件与劳动相异化的情况。所谓劳动条件,就是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物化劳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性(这种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但是,“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这里已深入到制度层面,劳动者与资产者的对立的实质是权力的不平等。工人丧失所有权,资本占有劳动,这种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度的设定才是异化产生的深层根源,要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和人性的复归,最终落实在制度层面必须经由对生产关系私有制的颠覆。

显然也注意到,对异化的扬弃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实际上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已经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进一步预言:“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显然,后期的异化理论主要是社会关系异化理论,他把异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联系起来,指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已把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质不再是人,而是物;社会关系的物化,不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产品交换过程中。个人对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崇拜,被视为异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拜物逻辑表现为社会的商品、资本、劳动市场按照物的形式进行无状态的盲目运动。要扬弃、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拜物教现象,就必须对资本的主体性进行消解。

波德里亚更侧重于对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异化问题在20世纪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异化的程度和范围都大大加深了。不仅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从有形的、经济力量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而且异化机制已经深入和内化到人的生存方式中。波德里亚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上、从消费这一切口展开了对现代异化现象及其所反映的拜物逻辑的批判。

首先。人的主观幻觉、麻醉、游戏等态度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异化模式。波德里亚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代的异化程度远比的时代更加严重——“异化走得要远得多。我们所离弃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被剥夺的一切依然与我们相联,但却是消极地与我们相联,也就是说它会骚扰我们……一切超越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它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更为可悲的是,现代人已经沉浸到物的符号世界的秩序中去,个体的自反性思维能力趋于消失,个性的张扬逐渐转向玩世不恭式的游戏人生,“已经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同一’、‘同一主体’,因此不再有同一之相异性,因而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异化……在符号之间,没有矛盾……也没有排斥性的对立:秩序化的勾结和蕴涵……消费是游戏式的,而消费游戏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

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和。现代社会中,物的丰盛推动了炫耀性消费,物承载着人们对品味、地位、荣誉、职业、性别、个性等各方面的差异化要求。物创造了购买奇迹,并借助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及其后凯恩斯主义的风行而击垮了个人层面的节俭准则和国家层面的平衡预算原则,催生了新的经济伦理,即“消费先行于积累之前,不断地向前逃逸,强迫的投资、加速的消费、周期性通货膨胀……人们先购买,再用工作来偿还”。消费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只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循环过程中的一环,转而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消费不但成功地对家庭生活模式进行了商品化改造,还走出家庭范围,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将人们引向一种新的关系网络中,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婚姻、性乃至死亡都可以作为商品提供给市场。整个消费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受人崇拜的物以及由从属于各种系列中的物所组成的物体系为中心,社会的运转模式演变为以对物体的礼拜形式为基本动力的拜物化过程。物的人格化相伴而来的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成为物体系自发扩张的绝对律令的手段,人的生活与生存进程转化为消费符号机器运作的重要场地。

再次,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流通领域流出。在这个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流通领域早已不再居于从属性的地位。后期的波德里亚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生产逻辑已经失效。即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片面地走向经济决定论而无视文化、、结构等方面的配合。“任何事情只要被当成财富的源泉或满足的源泉,当成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忍受的……”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摆脱生产的幻觉,才能够透视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看到流通领域由于科技的进展、信息的不对称、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特别是以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传媒对消费者欲求的和引导,对物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活动,成为市场经济全部意义的灵魂,成为资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不断的消费活动、消费行为已经成为构建市场的符号,变为资本的新的追逐对象。

相比之下,尽管也十分强调流通领域对价值实现过程的必要性,但并不认为流通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他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将流通时间对生产时间的消极的制约作用误读为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剩余价值的源泉归根结底是出自生产阶段,因为“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总之,意义上的异化主要是生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资本的异化,而波德里亚意义上的异化则主要是流通的异化、消费的异化、符号的异化。波德里亚深刻地指出,当代“异化了的人决不只是一个衰竭了、贫乏了但在本质上仍完整如故的人——而是一个颠倒了的人、变成了恶、变成了自己敌人的人、反对自己的人。这是弗洛伊德在压抑中所描绘的程式在另一层面上的体现:被压抑穿透压抑恳请本身而冒了出来。这是变成了女性以纠缠发誓要克守贞洁的僧倡十字架上的身体。在异化中,存在之客观化活力不断地消耗他变成他并这样将他一直引向死亡。”

回首一百多年前的和20世纪中叶以后包括波德里亚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思想家对拜物逻辑执著而深刻的批判。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渗透着当下人类对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提出了人类奴役下的自然、资本奴役下的“他者”、符号奴役下的商品欲求者等一些令人深感忧患的问题;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召唤着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科技发展的辩证认识;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印证着对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的解构与批判势所必然,正当其时。

知识、常识和科学知识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二篇

摘 要:本文先后论述了知识的涵义和知识的分类,比较了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联和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力图阐明科学知识的定义、特性、本质以及科学知识的动态性。

关键词:知识 常识 科学知识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s and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successively are discussed, and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of common sens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re compared in this paper. on this foundation definitions, characteristics, essences, and dynamics of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re expounded.

key words: knowledge, common sense, scientific knowledge.

什么是知识?简而言之,知识(knowledge)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所得到的信息、技艺、诀窍、真理、原则等及其集合。伊利英和卡林金指出,“知识”一词传统上在下述三种涵义上使用。第一种涵义基于knowledge(诀窍、行造之知)——如何做或如何造某种东西——的预先倾向、才干、能力、技艺等。第二种含义意味着,当知识一般地等价于任何在认知上有意义的信息(在特定的情况下等价于与实在对应的信息)。wwW.meiword.COm第三种涵义与作为特定的认知单元(认识论的分类)的知识的诠释有联系,在这种涵义上,知识或被诠释为日常知识,或被诠释为科学知识。 再者,知识论中的学派区分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知识:episteme即已经证明的知识,doxa即纯粹的意见。最有影响的学派“辩护主义”学派将episteme列为极高的等级,而将dixa列为极低的等级;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极端的标准,只有前者才配得上“知识”这一名称。知识论被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即关于episteme的理论,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表现出保护主义在知识论中的统治地位。单纯的doxa被认为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doxa的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荒唐的观点。辩护主义一致同意episteme有价值,dixa没有价值。认识论的大部分历史是相互竞争的辩护主义学派之间混战的历史,是围绕着区分以epsteme为一方,以doxa即不确定性和错误、徒劳而无结果的争论的渊薮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问题而进行的。分界线进而被称为“人类知识的局限”,而doxa这个字眼就被“形而上学”代替了。 皮尔逊对“知识”的理解更为狭窄,似乎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配得胜“知识”的称号 。

任鸿隽揭示,智识是解决环境困难的工具,故因环境的不同,而智识的程度,亦不能不因之而异。因此,智识的进化,也是人类文化史上应有的现象。 这样一来,知识具有相当悠远的历史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波普尔甚至把知识的历史追溯到生命的起源时期:

所有对环境和内部规律的适应,对长期性情境和短期性情境的适应都是各种类型的知识。……这样,知识的起源和进化可以说是跟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同步,并跟我们地球的起源和进化紧密地相连。进化论将知识、我们自身和宇宙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的问题变成宇宙学的一个问题。

关于知识的分类,伊利英和卡林金进行了详尽而精湛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按照认知基础,知识可以分为推论的知识和直观形象的知识。按照社会基础,知识可分为私人知识、问题知识和题材知识。按照题材的基础,知识可分为中性的、社会的、人文的和技术的知识。借助于对本质的反思,知识被分为现象论的知识不本质论的知识。借助功能的意图,知识被分为描述的和说明的,基础的和使用的。在与思维形式和范畴模式的关系上,知识被分为经验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借助所包含的信息的质,知识被分为有问题的知识和可信赖的知识、的知识和综合的知识。借助认知的起源,知识被分类为先验的知识和后验的知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借助认识论的地位,把知识分为日常知识(everyday knowledge)和科学知识。在古代,就提出科学的(理论的、理性的、逻辑有序的)知识对苏格拉底的知识,或正如后来所称呼的生活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借助它们描述的对象的特征、反思模式、范畴类型等,一句话,借助认识活动本身及其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的产物的特殊性形成,此处的特殊性是由科学性的标准之取向决定的。日常知识的领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常识、信念、记号的知识、在习俗中记录的日常经验的概括、传说、教诲之类的东西、直观确信、描绘等等。日常知识是极其稳定的。由于它是经常发生的众多现象和过程的概括,它一般地构成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实际态度(价值、目标等的选择)。由于日常知识能使个人以这种方式组织他的日常活动,它对于作为自然-社会存在的人具有根本的意义。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关系具有它们自己的动力学。一方面,日常知识相对于科学知识作为前提或假定的集合起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占,科学认知修正了日常知识,使之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日常知识的特殊特征是它对应于理智发展的前反思阶段,与对它自己的起源(获得、组织和转化知识的程序)控制和和无关。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由于努力从感觉的实在推演真理,日常知识属于前理性的、前理论的领域。把日常知识转化为科学知识的机制是使证明有根据。不用说,日常知识记录真理,但是它是以不系统的、非专门化的方式这样做的,听任它的基础未加以说明。 福尔迈区别了三种类型的认识:知觉认识,前科学认识,科学认识。感觉的多样性还不是认识,它们既没有充分建构起来,也不能做主体间的验证。前科学的经验或“常识”已经离不开语言手段、概括和归纳推理的运用了,因此超出了知觉。科学知识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它立足于观察和实验、抽象和概念构成、“资料加工和逻辑推理、假设的形成和检验。理论形态的科学,远远地超出了经验。 这位作者也特别注意常识(common sense)和科学知识的区别。

按照伊利英和卡林金的观点,日常知识是比常识更大的范畴,常识只是日常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在许多知识论的文献中,往往把二者混用而不加区分。不管怎样,鉴于常识至少是日常知识的最主要或重要的部分,我们一般还是使用“常识”这一术语。在上面的论述中,实际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到常识的意义以及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异同。现在,我们拟进一步立足于这样的剖析,以便领悟科学知识的涵义和精髓。

何谓常识?顾名思义,常识是日常的见识或普通的见识,它是日常生活(日常思维和日常行动)赖以进行的知识源泉。费耶阿本德说:“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础,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但现在我们还可以证明它固有的合理性。” 瓦托夫斯基对常识的界定比较全面:

常识性知识的特征就在于,它不是明确地系统的,也不是明确地批判的,就是说,既没有把它的所有各个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也没有自觉地企图把它当作一个首尾一贯的真理体系。但是,它有勉勉强强的整体性,是一种文化的共同财产,是有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一般基本活动方面应当懂得的事情的一套可靠的指望。因此,它在一般人类行动事务上能保证有可靠的预见,不致出乎预料而惊慌失措。在使一般工作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在划清行动上的随意性和危险性的界限方面,它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他进而揭示,常识显然是广泛的、长期的经验的产物。它可以说是在最实际的水平上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它的适应性证明它有着很大的生存价值,而且从某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精练的重要手段,就像某些动物种类中的保护色或社会性组织一样。当然,常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或万能的,它要随具体情况和历史时代而变化。

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联是明显的。这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科学历史起源或发生学上程度不等地依赖于常识,其二是常识与科学有某些共同或相近之处,其三是常识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作为科学的预设、方法和公理其作用。

关于第一层意思,霍金斯一语道出,科学开始于前科学的常识,改变的东西是强度、专门化的程度。 如果说这是从科学的孕育和诞生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邦格的看法则是立足于发生学上论证的。他指出,每一个研究者由以开始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是日常的知识,即非专门化的知识,它的一部分是科学知识,即它是用科学方法得到的,并能够用系统的方法检验和丰富。作为研究过程,科学知识矫正或拒斥日常知识贮备的一部分。因此,后者是用科学的结果丰富的:今日的常识的一部分是昨日的科学研究的结果。简而言之,科学是从常识中成长起来的,科学研究开始于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不能解决的、甚或不能提出的问题。 波普尔则详细剖析了常识作为科学的出发点的意蕴:

科学、哲学以及理性思维都必须从常识出发。也许,这并非因为常识是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我这里所使用的“常识”一词是一个极其含混的词项,因为这个词项指称一个模糊不清并且变化不定的东西,即许多人的时而恰当、真实,时而又不恰当、虚假的直觉和看法。常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且又不可靠的东西怎么能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呢?我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打算或试图(像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贝克莱、康德等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各种常识“基础”上建立一个可靠的体系。我们从其出发的任何常识的断定——也可称之为常识的背景知识——随时都可能受到批判和挑战;时常有某一断定受到成功的批判而被抛弃(例如地球扁平论)。在这种情况下,常识或者被矫正,或者被一种理论所取代,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某些人看来,该理论多少有点。如果这样一种理论需要许多的教育才能理解,那么它将永远不能为常识所同化。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力求尽可能地达到如下理想:全部科学和全部哲学都是文明的常识。

不过,在从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生学上看待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时,也不能把常识的作用强调得太过分。沃尔珀特针对两位名家的言论反驳道:t. h.赫胥黎说,科学无非是训练有素的常识。怀特海认为,“科学根植于常识思维的整个装备”。不管它们听起来是多么合理,但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是误入歧途的。事实上,科学产生的观念和科学实施的方式都是反直觉的和反常识的,即科学观念不能仅仅通过对现象的思考获得,它们十分经常地处在日常经验之外。科学并不符合我们的自然期望。一般而言,时自然构成一个整体的方式和支配它的行为的定律,与日常生活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自然定律恰恰不能从常识的每天的经验中推导出来。 多尔比也也直面过激的说法做了批驳:“常常有人提出,科学恰恰是常识的扩展。确实,它的起源是17世纪的基于知识的常识的一种形式,每一个学科学的学生都能够从近代学校教育的常识中达到它。然而,在历史的路程中,在较古老的手艺实践和科学之间存在截然的(革命的)的转变,在转变中科学包含新类型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给手艺理解以明晰的性质,以致它变成了思考它、批判地审查它和创造性地扩展它的任务的一部分。作为结果,它得以急剧加速。”

关于第二层意思,常识的确是与科学具有交集或共通性的,例如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或主体间性、必要的合理性、相对的可靠性,立足于经验,采取应有的自然主义态度(而不是诉诸超自然的神明或魔法的力量)等等。邦格认为,常识和科学也具有连续性,至少常识被限定在所谓的健全的常识(sound common semse)上的话。事实上,健全的常识和科学力图是理性的和客观的:它们是批判的并寻求融贯(合理性),它们力图符合事实(客观性),而不是沉溺于无控制的思辨。他进而指明:

健全的常识和科学共同的客观性方面是自然主义,即拒绝支持非自然的(实体例如脱离实体的思维)和自然的认知源泉或模式(例如形而上学的直觉)。……批判地警惕和自然主义地拒绝隐秘的认知模式的后果,是易错主义(fallibili),即承认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暂定的和不确定的——这并不排除科学进步,而宁可说是要求科学进步。

多尔比也表示,在一般说法中,常识是我们大家实际共有的,因而是能够在特别发达的观念和论据中预设的理解。常识的内容从未变得精确,它往往被说成是直觉的而非明晰的。我们设想,常识被建立在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相似的经验自然地理解的东西的基础上,尤其是作为正在社会化为相同文化的结果。在具有不同生活形式的大相径庭的社会中,我们从未期望常识是完全相同的。常识概念的一个用处是,它的模糊的表达达到了事物的主体间性的重要实质,在跨越个人的和宗派的观点的变化时,依然是稳定的。 不用说,在说明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共性时,也不能走过头。例如,任鸿隽的“科学与常识,只有程度之分,并无性质之别”;“科学是建设于常识上面的” 议论,就有偏激之嫌。事实上,科学知识与常识在一些方面确是程度之分,只有量的差异;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为性质之别,有质的不同。这从我们下面将要将到的二者之异中不难窥见一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分强调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共性,也许与常识的另一种传统涵义不无关系。常识的另类含义最先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它是把五重特殊感官得到的材料加以整合的能力。这一层含义被经院哲学家接受,并在笛卡儿的哲学中得到发挥。康德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把常识说成是反思的、公共的、批判的,以区别于他视为里德(t. reid)对于常识的庸俗说明。

关于第三层意思,常识作为公理早已出现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中,牛顿力学中的相对性原理和绝对时空概念、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也有常识的痕迹或影子。至于常识作为预设和方法的作用,迪昂对此洞若观火。迪昂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逻辑统一性是事物似的实在关系即自然分类的反映时说,要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这一感觉与真理一致,也许是超越了物理学所提供的手段的任务;当作为这种反映的本源的对象无法看见时,我们把反映能够呈现出来的特征如何分配并归因于什么呢?可是,物理学家追求逻辑统一性或自然分类的理论的情感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在心中汹涌澎湃;无论谁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陷阱和欺骗,矛盾律也不能把他驳得哑口无言;但是,常识却会把他逐出教会。他进而揭橥:

在这种情况中,正像在所有其他情况中一样,科学若不返回到常识,它就会无力确立勾勒它的发和指导它的研究的原理本身的合法性。在我们最明确地阐述的和最严格地演绎的学说的根底,我们总是再次发现旨趣、志向和直觉的混合集合。并非透彻到足以把它们分开或把它们分解为较简单的要素。语言并非精确和灵活到足以定义和阐明它们;可是,这种常识揭示的真理却是如此明断、如此确定,以致我们既不能弄错它们,也不能怀疑它们。而且,所有科学的明晰性和确定性都是这些常识真理的明晰性的反映和确定性的扩展。

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迪昂才大声疾呼:“召唤逻辑的法则,维护常识的权利”。

尽管科学与常识有诸多关联,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受惠于常识,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常识,也不能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赖兴说得对:“常识可以是一种良好的工具,只要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当科学探讨达到一定的复杂阶段时,它就是不够用的工具了。” 波普尔也言之成理:科学知识只能是常识知识的延伸和扩大,但是又不能停留在常识上,否则就看不到认识论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问题 。其实,马赫早就就此发表过公允的见解:不应该扔掉常识,而应当批判地审查和使用它 。之所以必须如此,关键在于,科学与常识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不仅仅是量的差异!二者的差异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知识是、而且必须是可言传的,起码在最终结果上应该如此,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周围公共知识的科学;而常识往往是不可言传的,至少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不可言传的。瓦托夫斯基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常识本身也许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结构内部的各种“互不相容的信念”或“非一致性”,这完全是因为常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这种不相容性只是依靠批判的反思才变得显而易见。但是,这种反思因而需要某种关于系统性、关于各种不同常识的看法如何相互影响、一个概念怎样同另一个概念发生联系、或一个判断如何规定另一个判断这样的见解。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诸如一致性和不矛盾性这类系统性标准。为使这种标准得以生效,为使这种批判终究成为可能,就需要把常识的内容形成为论说的体系,即以某种比较恒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可被检查并能为大家所采用)明确得到系统阐述的语言表达的体系。

第二,科学知识或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是批判的(当然怀疑的批判或包含怀疑因素的批判)和反思的,而常识是非批判的和非反思的。还是这位瓦托夫斯基有见地:虽然常识也许是科学由以成长起来的土壤,但是它并不属于科学,因为它不是有意识地反思批判的对象。经过漫长的时期,它可以由于经验的“批判”的作用而成为合适的。然而,因为按我们常识信念的普通方法来看,它是那么不用言传而又未经证明,因而看起来它更近似于习惯而不是有意思的思想。也常常出错误,甚至在实用的情况中也是这样,对于实际问题,它常常显得不真实,显得过于暧昧含糊,以致不适合在特定的和新的情况下作为行动的指南。他进一步直入堂奥,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科学的批评和反思特质的内在根据:

科学和常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和可反驳性,在于科学的目标理所当然具有自觉的和审慎的批判性。可批判性的条件至少是,批判的对象必须是被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是自觉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不能言传的东西。但是,构成这样一种批判对象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能够用这种方式加以批判呢?这不能只是经验本身,因为经验不过是过去的存在。要使经验成为批判性的,就需要用如此方法来表述经验,以使得经验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那么,从最低限度上说,这个经验必须被记住或回忆。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回忆一种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使其重演和再现。但是,“经历过的”经验本身是无法批判的。然而,叙述或描述一种经验不再是简单地具有着经验的事情了。用一种语言的公开表述便成了批判反思和公共反思的对象,这是因为,既然经验是以公开的语言形式描述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经验的各种问题了。一旦语言成了交流有关经验的信息、交流对经验的看法、交流各种说明与整理经验的尝试的外在工具,批判就能够进行了。有关话语的意义应该怎样理解,以及它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于是就可以提出来了。而回答本身再次成了同样一种批判反思,即同样是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的对象。

邦格则点明了与科学的批判性形影不离的科学的怀疑性也是常识不具备的或匮乏的:“覆盖经验的陈述并非固有地根深蒂固,但是很少值得怀疑:虽然它们是猜测,在实践中我们运用它们,仿佛它们是肯定的。恰恰正是这个理由,它们在科学上是无趣的。如果常识能够运动它们,为什么诉诸科学呢?这就是不存在打字科学和汽车驾驶科学的理由。另一方面,覆盖被直接经验过的东西是可疑的,因此往往值得检验、再检验并给出根据。只是在科学中,怀疑是创造的,而不是无能为力:它激励以越来越合适的方式探索阐明事实的观念。以这种方式,具有不相等权重的科学见解的陈列被产生出来,一些比另一些更好地有根据和被检验。因此,当怀疑论者特别怀疑任何东西时,他的正确的;当他同样地怀疑一切时,他是错误的。”

第三,科学知识是非自然性的,而常识则是自然性的。沃尔珀特对这一区别极为看重,他说:“与科学不同,每一个常识思维都是以它的自然性为特征的。它包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我们通常对该过程完全无意识,但是却容许我们处理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于大部分日常生活而言,它极好地起作用,但是对于科学而言,它完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与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缺乏必要的严格性、连贯性和客观性。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关于世界的概念是真实的,而没有意识到特点的信念的根据。这完全不同于科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方。常识思维也容易导致错误,尤其是当提出形式问题和可以得到的信息被限制时。事实上,常识思维不关注解决形式问题或产生普遍解答。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差异能够用两种方式阐明:第一通过考察儿童发展他们的思维的方式,其次通过考察成年人思维的某些方面。”

第四,科学知识注重抽象的理解,而常识仅仅着眼于实际的使用。沃尔珀特道破了这一点:科学思维不同于日常思维不仅在于所使用的概念上,而且在于构成满意说明的东西:例如关于运动的常识思维不关心仔细琢磨像力和速度这样的术语之间关系,而且能够满足于相当模糊的陈述。进一步的差异在于科学思维和常识思维背后的意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有用性,而科学关注相当抽象的理解。科学思维必须打破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思维模式。从事科学要求人们把自己从人的私人经验中消除,并力图理解不直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常识只不过为科学思维提供一些所需要的粗糙材料。 多尔比也深入地揭示出,尽管科学在起源时和使用中与包括常识在内的其他有用的知识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是科学不仅仅是常识的扩展,二者在解决问题这存在重大的战略上的差异。科学常常不是仅仅由于追求实际问题的合适解决而促动的。

成功地解决许多问题的常识并未构成科学,尽管科学的认知地图可以提供解决常识问题的源泉。差异在于科学的认知地图被构造的方式。由科学提供的理想问题的答案是普遍的解答,它能通过从地确立的一般原理理性地推导所证明。至少,可信的科学问题的解答必须系统地暴露给要求最高的可达到的检验形式。

科学不同于常识在于它的编制认知地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标准,这好比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和理解病原和该疾病的本性的对照。找到病危中的病人的治疗药物和研究同一疾病的一般原因要求不同的战略。 邦格认为这一差异实际上是方法的差异,他的论述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不仅仅是日常知识的延长甚或纯粹的精练,这从显微镜超越了肉眼所及就不难明白。科学构成特殊类型的知识:它主要——尽管不是毫无例外——处理未受教育的人不去怀疑的不可观察的事件,例如恒星的演化和染色体的重复;它超越常识发明和力图猜测;它借助特殊的技术检验这些假定。科学和常识的不连续性尤其表现在方法方面。

第五,科学知识是理论的知识,常识是与非理论的知识——这实际上是上述各种差异在最终结果上的必然表现。这种在知识形态上上的差异不仅仅是量上的差异,比如科学知识的精确、量化、逻辑性强等等,更重要的是质上的不同。邦格对此心知肚明:合理性的观念即有根据的和可检验的陈述的融贯系统是通过理论达到的,理论是科学的核心而非常识的核心,常识只不过是松散地联系起来的信息量的积累。客观性的理想即非私人的世界图像的建立只能通过超越日常生活和私人经验的狭隘限制才能实现:通过抛弃人类中心观点,通过假设超越我们贫乏的混沌的印象的物理客体的存在,通过借助理性计划和诠释的主体间的(超个人的)经验检验这样的假设。常识只能达到有限的客观性,因为它太紧密地与感觉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当它超越于它们时,它往往处于神话的形式:惟有科学发明理论,虽然理论不限于概括我们的经验,但是理论要经受经验检验。

通过比较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异同,我们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涵义已经有了部分了解。现在,我们拟就此更为深入地讨论一下。首先,我们不揣冒昧,斗胆给出科学知识的定义。

科学知识是我们对是科学家对自然(乃至社会和人)进行系统研究所得到的成体系的知识,它构成一个庞大而井然有序的知识王国。科学知识不是零散的和纯粹经验性的常识,而是基于经验和理性之上的理论知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理论性知识。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是同义词。科学理论是对科学对象比较健全、比较深邃的认识成果,尤其是在对自然本身的认识上,可以说它是迄今最富有成效的。

历史已经表明,在向我们提供对世界的描述和最佳理解的意义上,科学知识是特殊的和优越的,是异乎寻常的成功 ——沃尔珀特的这句话虽然讲得有点绝对,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一般而言,科学知识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经验论的,而且归根结底是物质论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相对立的。 齐曼高屋建瓴,对科学知识做了整体化的素描:

科学生产知识。构成这种知识的实际观察、数据、概念、图示、理论等等,通常以书写文本、地图、计算机文件等有形形式展示出来。其中一些知识的建立非常严密,在实践中就如同太阳的温暖、足下大地的坚实那样无可置疑。

但是,知识的形式多种多样,只有特定形式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科学知识被认为不过是对于自然界无数探索的累积报告的仔细汇编。使得这些探索是“科学的”,是它们的特定的主题,以及实施这些探索的特定方式。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乃是,定义在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之间进行划界的一般原理。元科学家也开始认识到,将“知识”与“认识”行为分离开来是不可行的。科学知识并非仅仅是看不见的数据流或图书馆书架上的图书。它被人的思维产出并接受,更新或修订,交流和诠释。人的思维能力是惊人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它们会密切适应置身其中的文化。科学家在个体地和集体地对世界进行研究时所运用的心理学机制,会使科学的诸多独特特征都受到影响。换言之,认知是科学的社会维度和认识维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所幸的是,现代认知科学并非完全被笼罩在主观性之中。人的思维千差万别,但却是建立在相同的普遍计划的基石上,并从其研究学科的科学文化中获得共同的标准。事实上,人的思维类似于感知、计算和交流等许多人工工具。在实践中,科学知识的社会稳定性是其客观性的一种合理指示器。

不言而喻,作为人类的一大知识领域和一种亚文化的科学知识,自然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知识的特别之处,即科学知识的特性。多尔比指出,作为有组织的科学知识显示出以下的独特性。(1)它基于经验(虽然“科学”一词原则上也常常用于形式科学和数学)。这对科学来说显然不是惟一的,所有实践的生活都有经验的位置,不过在科学中更为根本。(2)它是理性地被协调的,最为经常地严格使用逻辑和数学语言。与其他亚文化相比,科学是使用形式理性的极端。(3)它是明晰的,而不是隐含的或非语词的。因为逻辑不能如此容易地应用于非明晰的思维,科学家的目的就是使不可言传的知识变得明晰起来。(4)它是公众共有的。原则上,科学知识对所有有能力鉴赏它的人来说,都是可以达到的和对批评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在教育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科学知识向愿意学习它的人始终开放着。(5)科学知识的地位与它的来源无关,而仅仅与支持的证据和论据的严格性有关。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合理性的基础并未预设任何特定的价值集合,它是所有人都可达到的。按照这种理想的观点,客观性不是使科学成为独特的科学家独有的本性,而是任何人都能够运用的检查和证明知识的方法。 多尔比揭橥的特征尽管不很完备,而且并非人人都完全赞同,但是科学知识的特色毕竟脱颖而出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第三点是科学知识不同于技术诀窍的关键所在。由于技术诀窍属于非语词的、不可言传的知识或意会知识,它们无法通过代际口头相传、更无从通过文字记载而保留下来,所以历史上人类经验的这些宝贵知识大都失传了,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更重要的是,它们无缘供后人立足于其上再创造,因为人们无由对它们进行批判的反思。诚如波兰尼所说:

两种人类知识最本质的逻辑差异就在于:人类可以批判地反思以言传形式表达之事,却无法同样去批判地反思对某种经验的意会知觉。

在这里有必要注意的是,不要把科学的最终形式即公共的科学知识与萌芽状态的前科学知识或正在形成中的当地的科学知识混淆起来。马斯洛说得在理:有些人会坚持说,“科学的”知识具有而且必须具有这些特点——清楚易懂,概念明确,不被误解,可以证实,可以重复,可以交流,合乎逻辑,富于理性,能用语言表达,能为人所意识。如果知识不具备这些特点,那就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但是,关于知识的初级阶段,则是不安、焦虑、不快,是仿佛什么东西不大对头的感觉。

关于科学知识或科学理论的本质,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今仍未定于一尊,恐怕也不可能定于一尊。波普尔针对两种流行的科学知识观论述说,本质主义的科学知识观认为: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立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最好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描述事物的“本质”或“本质属性”——现象背后的实在。这样的理论不需要也不可能做进一步的解释:它们是终极的解释,发现它们乃是科学家的最终目的。本质主义是错误的。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为了确证本质之不存在,而是企图表明,无论本质存在与否,对它们的信仰丝毫无助于我们,而且确实很可能妨碍我们。因此,科学家毫无理由假定它们存在。要知道,相信本质(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容易给思想设置障碍。而且,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我们幸运地碰巧找到一个描述本质的理论,也决不能确信它)。一个可能导致蒙昧主义的信条,当然不属于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的那些超科学的信念(譬如相信批判讨论的力量)。另一方面,工具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可以表述为这样的命题:科学理论——所谓“纯粹”科学的理论——只不过是计算规则(或推理规则);其性质基本上就像所谓“应用”科学的计算规则一样。工具主义有很大的吸引力。它朴素,而且十分简单,同本质主义相比更是如此。但是,“纯粹”理论和技术计算规则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工具主义虽然能对这些规则做出正确的描述,但是根本不能说明它们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它也不能说明纯粹科学家对真理和谬误的兴趣,以及严格检验(甚至对理论的最间接的含义的检验)对于纯粹科学的重要性。波普尔提出的第三种科学知识观保留了伽利略的原则,即科学家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描述世界或世界的某些方面,在于真实地解释可观察事实;它还把这个原则同非伽利略的观点结合起来,后者认为,尽管科学家的目的现在仍是如此,但是科学家绝不可能确凿地知道他的发现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虽然有时他可能有一定的把握确定他的理论是虚假的。我们可以把第三种观点简单地表述为:

科学理论是真正的猜测——关于这个世界的提供丰富信息的猜测,它们虽然不可能被证实(即不可能表明为真实),但可以付诸严格的批判检验。这种猜测是致力于发现真理的严肃尝试。

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是知识论,二者各持自己的科学知识观。简要地讲,实在论者坚持,科学在它的时间发展进程中向我们提供永远更准确、永远更接近真的关于自然秩序的描述。如果科学理论不严格为真的话,它也近似为真,后来的科学理论比早先的理论更接近真理。再者,实在论者典型地断定,科学和科学方法是惟一的(或者弱一点讲是大多数的)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的有效工具。与之相对,相对主义者典型地避开了真和假的概念,宁可聚焦于科学的世界图像特殊的和当地的观点。相对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科学理论无非是人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无限多的方法中的一种;按照他们的观点,它对可靠性和真实性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果我们处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我们会有不同的自然秩序的看法。更糟糕的是,相对主义者坚持,不存在中性的立足点,使我们能够立足于其上无偏见地判决这些对照的世界图像——科学的世界图像和非科学的世界图像——的竞争主张。因为我们自己是科学文化的产物,所以我们不能踩在那种文化的预设之外来把这个主张的合理性与非科学的文化的主张相比较。在实在论者把科学的历史视为永远更接近真理、“客观性的尖端”的地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看到的无非是竞争的和相互不相容的描述的接续,每一个都反映了各种主观的和短暂的兴趣。在实在论者看到科学史中的进步的地方,相对主义者只看到变化。实在论者相信,随着人的能力所及之可能,科学也随之接近真理和客观性;相对主义者却引出不同的结论。 在这里,我认为激进的或极端的相对主义科学知识观不足为训,不过德勒兹(g. deleuze)的下述评价倒是深中肯綮:“相对主义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关系的真理。”

也有人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和经验论这两种关于科学和我们的自然知识的哲学传统对置起来。对于实在论者来说,科学是发现的旅行。事实上,实在论者认为哲学和科学是联合尝试去揭示自然界中实际发生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舞台背后”发生的东西。同时,实在论者把科学看做是对准实在地理解自然如何工作,它为什么以它所是的方式工作。两个目的——发现世界像什么以及理解它的意义和使它变得有意义——并非自动地是相同的!但是,对实在论者来说,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张力——它们幸运地把什么和为什么等价。另外,为什么的问题具有绝对的首要性,它必须总是具有答案。科学于是被设想为承担回答那个问题的任务。概括经验论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大多数经验论者通过对各类实在论的否定的、批判的反应凸现自己。

中国学人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哲学家谈智识,谓有得于推理(rationali)者,有得于实验(empirici)者。后者虽无名学上必然之结果,但吾人欲得科学智识,则有待于实验,康德所谓物之与心绝对无与者,不能据推理以得之是也。故欲得心外之物之智识,舍培根之归纳论理法,推理与实验并用,其道未由。算术、几何以为推理之证,其事犹有数迹可寻,介在玄著之间。又进于心知理性之微妙,则辨论虽极于豪茫,是非终难于諟正。即算术、几何不附着于物象,亦无所恢弘其能事。“是故不借径于经验,其所得之智识,非偏而不全,即茫而不析,则何以充人性之灵,而尽为学之能。今之科学,固不能废推理,而大要本之实验。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有正确智识而后有真正学术,此固为学之正鹄也。”

由于科学知识是科学研究过程所得到的可靠结果,许多人往往以为科学知识是静态的累积的知识,是存放在知识的仓库里随时供人们学习和使用的。诚然,

科学知识有其相对静止的一面,否则终日变动不居,我们就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立足基础了。但是,科学知识又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知识体系。这里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动态性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科学知识是暂定的,它随时处于修正、补充、完善、更替、革新之中;其二是科学知识是活生生的思想资源和反思对象,新思想往往可以从中萌生出来——思想可以产生思想。

关于前一个含义,多尔比做了这样的阐述:在现代的语境中,把自然科学看做是关于实在的永恒的和权威的真理之连贯的体系,不再如此恰当了。当特定的世界观在它自己的时期是完备的时候,它的内容通过严格的推理与一致的体系关系密切,它对于它的实践者来说似乎是确定的。科学家频频宣称正在接近这样的视野的完成。但是,科学知识总是正在添加和重新制作。新发现能够在它们的意义以确立的方式理解之前,能够赢得一代人或更多的人。有时,在先前的发现未被吸收之前,进一步的发现能够改变叙述。彻底的新发现要求知识的现有系统化被再制作。即使具有明显稳定的事实的科学理论,也是易出错的,服从罕见的革命变革。虽然科学使用了强有力的推理方法,但它是在少数形式假定的框架内这样做的。如果框架变化了,旧的确定性便丧失了,必须加以重构。于是,科学是不确定的知识。它不再乐意说目前的科学理论直接描述实在,它宁可是我们在未来希望知道更多的关于实在的近似的起作用的描述。在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新观念被嵌入到当地生活形式的共有意义之中。只是随着知识创造的智力酵素的消失和当地与境的初始特征被抑制,更广泛共有的科学意义才出现。虽然知识依然处于流动之中,但它和与境的关联是最明显的。 巴恩斯的略带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话语也大体言之成理:科学知识是我们或我们前辈发明的,我们目前依然满足于使用它作为理解自然的基础的理论。在我们使用科学知识时,我们发觉它是最值得信赖的知识。科学知识具有极短的寿命,不能把它看做是固定的真理的集合,它实际上随着它的使用不断地变化。它是对世界或世界一部分的发展的诠释,而不是世界的映像:它并不是被实在本身惟一地保证和担保的。

不过,科学知识的变动绝不是哪个心血来潮的科学家的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科学共同体的极其审慎的、严谨的行动。沃尔珀特说得对:科学不涉及绝对真理,但却提供关于世界本性的有用的和可靠的知识本体。变化对科学来说是决定性的,但是在没有健全的证据的情况下则不变化。 事实确是如此:科学知识的小变动——当然是十分慎重的——固然比较经常地发生,而大规模的变动即科学革命的爆发则是罕见之事。不是嘛,在科学的历史上,仅仅发生了两次公认的科学革命,这就是哥白尼-牛顿革命和相对论-量子力学革命。非要再添加的话,至多只能加上一个道尔顿-达尔文-麦克斯韦革命。 在科学知识大变动的科学革命中,知识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但是又呈现出新的重组和整合,科学知识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发生了飞跃,接着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正如雅赫尔所言: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不断发展,但是一直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处于准稳状态。各个科学部门的的革命,引起其他知识部门的变化,新理论作为新的组成部分,不是机械地、而是有组织地包括在总的科学体系内。

关于后一个含义,还是这位雅赫尔给出自己的诠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首先作为实际事实存在于科学活动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也作为原材料(研究系统开始时)和结果(研究系统结束时)参与研究过程。当然,并非获得的知识都参与新的研究。但是,每一种科学知识,都是某种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它作为这种成果可以被人和社会的各种活动形式加以利用。 把已有的科学知识作为反思的对象,从中找出逻辑悖论或理论上的不协调,常常能够提出新的科学思想乃至导致革命性的科学发明。爱因斯坦正是从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之间关于运动相对性的不协调出发达到狭义相对论的,他也是抱着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决心攀上广义相对论的高峰的。像迈克耳逊-莫雷实验之类的诸多新的以太漂移实验,在他的思考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而不少人却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实验在相对论起源中是决定性的。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它把传统的逻辑-方的边界,扩展到除相当充分研究的“理论”之外较少研究的知识种类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而且在于,它为作为合理性特殊种类的、作为理智生产特殊种类的科学的一般认识论理论打开了新鲜的视野。 而且,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中,可以使我们洞察科学的结构、本性、文化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巴恩斯对此做了勾勒:

科学知识的标准观念毕竟在于,它是任何个人和自然直接遭遇的结果。可靠的观察是任何具有正常知觉能力的人可以完成的观察。理想地,正如一般觉察到的,科学的整体应该依据这样的个人的知觉和辩护行为。它应该这样依据,因为科学如此仅仅基于理性和经验,科学能够免除权威和教条以及类似的弊病。于是,科学是人们能够受到启发的知识形式,而不是不得不强加于个人或出于轻信而获得认可的知识形式。在平等个人的社会中,它是能够被任何人接受的、仅仅服从他或她自己的感知和推理能力的知识形式。……这就是科学的合理性的眼光,按照这种眼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借助我们自己对自然和自己推理能力的意识而达到科学,能够地在我们了解的东西的基础上理性地和负责任地行动。正是科学和科学知识的理想眼光,密切地适合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理想。它是高尚而深邃的眼光,对此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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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这样写道:“说存在着科学从中被排除、科学方法在其中未应用的某些领域(例如形而上学),即是说有条理观察的法则和逻辑思维的规律不适用于处在这样的领域内的事实(若有的话)。这些领域即使确实存在,也必然处在任何能够就知识一词给出的可理解的定义之外。如果有事实以及在这些事实之间观察到的关联,那么我们就有具体科学分类和科学知识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没有事实或没有在它们之间观察到的关联,那么一切知识的可能性变消失了。”参见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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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年第1版,第350~352页。当然,任鸿隽也指出,然则科学智识和常识不同的地方,一是它的精确程度,二是它的因果关系,三是它的有系统的组织。不过,这种不同恐怕主要也是量的不同,而非质的差异。

布宁、余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出版社,20xx年第1版,第169页。

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17~118,1页。

赖兴:《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第138页。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xii~xvi页。

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2~23页。马赫说:“请不要听任以为我希望攻击日常概念,更不必说废除它们了,要知道它们是在健全的经验基础上本能地发展起来的,例如主体、客体、感觉等等。然而,这些模糊不清虽然在实践中是足够的,但是作为方法看来则是无用的;在那里,我们相反地必须审查,给定的东西的特点的什么函数相依迫使我们倾向这些概念,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已经获得的知识不必扔掉,而是要保留它,批判地使用它。”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9页。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6~87,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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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p. 122, 124.

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东方出版社,20xx年第1版,第250页。对于布鲁尔的这些概括,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认为科学知识和常识一样,都具有这些性质——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其理由上面已经论述过了。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一部分,即把科学无原则地等同于常识、文学乃至神话——这离“常识”也恐怕是太远了!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xx年第1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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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第1版,第112页。

马斯洛:《科学家与科学家的心理》,邵威等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46页。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6~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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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1916),第12期。任鸿隽还针对中国学术的现状接着写道:“而当吾国文蔽之后,尤眩瞑之药,不可一日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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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姆霍兹:罕有的全才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三篇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已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其科学界真可谓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亥姆霍兹正是这个科学家群体中的一颗光彩照人的巨星。他既有渊博的知识,又具有融实验家和理论家为一体的非凡天才,在其所涉猎的许多领域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此,医学、生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美学等学科都为拥有亥姆霍兹而倍感光荣。

他的科学贡献之大,仅从亥姆霍兹微分方程、亥姆霍兹方程、亥姆霍兹双电层、亥姆霍兹流动、亥姆霍兹自由能、亥霍姆兹线圈、亥姆霍兹共鸣器、杨-亥姆霍兹三色学说,以及他的学生维恩(w.wien)、赫兹(h.hertz)、罗兰(h.rowland)、迈克耳逊(a.a.michelson)等人就足见一斑。而他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又是如此地丰富而深刻,以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维也纳学派、弗洛伊德精神哲学等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使自身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营养,并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拥护者和最出色的见证人。就连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也都曾对其科学和哲学思想作了认真研究,这是只有爱因斯坦等极少数杰出人物才享有的殊荣。因此,认真研究亥姆霍兹的科学与哲学,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现代科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鉴于亥姆霍兹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之丰富而深刻,因此,本文将着力于他的科学生涯及其贡献的一般方面。

一、奇特的少年时代

1821年8月31日,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诞生于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potsdam)。

父亲a.f.j.亥姆霍兹(august ferdinand julius helmholtz)是波茨坦一所中学的教师。WwW.meiword.cOm他兴趣广泛,对于绘画、美学、哲学、语言学都有相当研究。他常与朋友在一起谈论哲学问题,著名哲学家j.g.费希特的儿子i.h.费希特就是他的挚友和家中常客。无论是作为一位教师还是一位父亲,他都尽心尽责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母亲f.c.彭妮(fraülein caralinepenne)是汉诺威一位军官的女儿。她性情温和、天资聪颖,对每件事情的判断都十分朴实、清晰而富有启发,似乎有着一种透过现象而直视本质的直觉。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持家和教育四个孩子这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双亲的优良品格在亥姆霍兹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幼时的亥姆霍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每次生病都加重着父母的忧虑,然而庆幸的是每次他都得到了良好的恢复。有一次,一位亲戚对他的父亲说:“你不要为儿子还没学到什么东西而忧伤,我肯定八岁前不让他学什么将对他是有益的。洪堡(a.von humboldt)不是在八岁前还不知道什么吗,而现在他被国王任命为科学院院长,有着阁下头衔和一大笔年薪。我预见你儿子也会这样的。”([1],p.6)。说不清这是一种安慰,还是真的预见,这种奇迹果真在亥姆霍兹身上实现了。

由于体弱多病,他老是被限制在家里,时常是在床上看画册、玩积木游戏,对于这些他近乎达到了入迷的地步。也正是通过这些,父母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早期教育,以致他在小学时,在几何学课上所表现出的超常的几何知识令老师们都感到吃惊,7岁入小学时,他身体仍不健壮,后经体育锻炼逐渐好转。

1832年,亥姆霍兹升入中学一年级。在班上他已能很轻松地跟上课程,对此他的老师也很满意。尽管他的写字和家庭数学作业做的都不太令人满意,但他的自学能力,以及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所倾注的热情和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都受到了高度评价。也许是幼时多病所致,他的记忆力十分不好。对他来说,单词、语法和成语的记忆是较难对付的,历史课更是他所不能及的,背诵散文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然而奇怪的是,欣赏文学大师的诗作他并不感到困难,这也许是因为他那敏锐的审美鉴赏力的缘故吧。在家时,父亲总是竭尽全力去唤起孩子们对于诗歌、艺术和音乐的美感,并把他们塑造成虔诚的爱国者。

中学阶段的最初三年,亥姆霍兹主要学习语法和美学。二年级时他的课程又增加了数学和物理学。有时他不在班上读西塞罗和维吉尔[(*)b],而在老师视力所不及的桌子下研究望远镜所涉及的光学问题或学习一些光学原理,这些知识在他此后发明检眼镜时起了重要作用。

十五岁时,亥姆霍兹还是一个性情温和、沉默寡言的孩子。这时他的智力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科学习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学习成绩报告表明:他的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宗教、数学及物理学方面的成绩良好,历史和地理学成绩优异。中学毕业考试结果表明,他的希腊语、法语、拉丁语成绩出色,数学考试表明了他对数学原理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在额外提交的一篇题为“论自由落体定律”的论文中,其思想和表述非同一般地准确,表明了他对物理问题的深思熟虑。在随后举行的口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通过。1838年9月,亥姆霍兹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

还在中学阶段,亥姆霍兹就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物理学和化学实验的具体操作以及父亲和其同事间常有的科学讨论的熏陶,他决定投身科学事业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一些独具创造性的实验也一再唤起他求知的欲望。然而收入欠丰的父亲还要承担亥姆霍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教育任务,实在无钱支持他专门从事物理学的学习,遂推荐他到弗里德里希-维廉医学院学习。这样,一方面在学医的同时,还可以学到一些物理知识;另一方面,学习上能得到的资助,条件是五年的医学学习之后,必须作为军医服务八年。于是亥姆霍兹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踏上了学医的道路。

扎根弗里德里希-维廉医学院

1838年10月,亥姆霍兹带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自然科学的无限热爱之情,来到了位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维廉医学院,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正是在这里,他接受了多方面的教育,加之自身的天赋和父母的精心培养,他的智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为未来的辉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医学院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有秩序的,他每周都要上40多节课。它们包括化学、一般解剖学、内脏学、骨科学、感觉器官解剖学、物理学、内科学、逻辑学、历史、拉丁语、法语等课程。尽管功课很忙,他还是按父亲嘱咐的那样,每天抽时间用于音乐,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人的名作,晚上时常研究歌德和拜伦的作品或做些微积分。第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他认真研读了休谟、康德等人的著作。在他看来,自己需要认真学习这些伟人的著作,特别是康德和休谟的著作。休谟的著作曾使他爱不释手,以致有一天晚上他一气之下连读了几本休谟的著作,其中的认识论问题深深地打动着他,并对他日后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学期,他特别被缪勒(johannes muller)的生理学课程所吸引。另一件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是,他被学院图书馆指定为助理馆员,馆内丰富的资料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正如他于1839年3月给父母的信中所说:“助理馆员的工作每周要花去我两个小时,但这是从馆藏的大量旧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最好方式”。([1],p.19)正是在这期间,他自学了欧拉(euler)、伯努利(d.bernoulli)、达兰贝尔(dalembert)、拉格朗日(lagrange)和其它科学家的重要著作,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数学物理水平。

1839年夏季学期的课程依然十分紧张,其内容包括动物化学、植物学、自然史、生理学、化学、历史、拉丁语、法语等课程。但亥姆霍兹仍然挤出时间欣赏希腊著名文学作品。1840年冬季学期一开始,在充分准备基础上,亥姆霍兹顺利通过了解剖学实验考试。此后便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博士论文工作。1840年冬季—1841年夏季,亥姆霍兹致力于拓宽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数学和力学知识。1841年底,他开始考虑生理学问题并与缪勒的学生布吕克(brücke,e.)、杜布瓦-莱蒙(du bois-reymond,e)等人密切交往,并很快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之间的交流、讨论使彼此受益匪浅。正如亥姆霍兹在回忆这段宝贵时光时所说的那样:“与这些杰出人物的交往能改变人的价值观,这种智力交流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经历”([1],p.22)。这个团体的目标在于把心理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从而把心理学建立在牢固的物理学基础上。在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中,亥姆霍兹所表现出的数学才能远非他人所能及。他那深厚的数学基础已经预示了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在生理学、物理学等领域中的光辉未来。

老师缪勒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关于生命本质的各种形而上学学说,主张一切科学概念都建立在严格的经验基础之上,倡导生理学研究中应用归纳方法、反对演绎方法。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亥姆霍兹利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津贴买到的一个小显微镜和几本物理、化学教科书为条件开始了自己的生理学方面的博士论文。1842年8月,他向缪勒提交了有关神经生理学内容的博士论文。缪勒认为论文的选题意义重大,但要使理论无懈可击还必须做另外一些动物实验。9月底他到夏特里(charité)医院做实习外科医生,这是一件费时而又繁忙的工作,但亥姆霍兹认为这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挤时间去按着导师缪勒的意见修改和扩充自己已有的研究。11月2日,他向缪勒提交了题为“无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结构”的论文。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他关于神经细胞的中枢特性和神经纤维发源于神经节细胞的发现被生理学家看作是病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组织学基础,是他对微观解剖学作出的一流贡献。

通过与缪勒的接触和自己的科学实践,亥姆霍兹逐渐摆脱了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而倾向于科学的经验主义。面对当时讨论热烈的有关活力的存在及本质的问题,亥姆霍兹有着自己正确的判断。在他看来,活力可以突然产生和突然消失而不转化为它物是一个物理悖论,是与已知的力学原理不相符的。然而,他也深知提出这一观点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正如老师缪勒教导的那样:只有严格的、有条理的实验才能使科学原理成为可接受的和基础牢固的。于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利用缪勒实验室的良好设备对“活力”概念开始了扎实的研究。1843年发表的题为“论发酵和腐烂的本质”的论文,在实验事实基础上驳斥了活力论,并给发酵和腐烂以科学解释。

随后,他由于出色的医务工作而获奖,并被推荐到家乡波茨坦的一个军团当助理军医。正是从这里,经过了五年严格训练并具有了的实践能力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亥姆霍兹开始了他极富创造性的科学生涯。

三、不朽之作:《论力的守恒》

1843年,亥姆霍兹被迫放弃了柏林良好的研究环境来到波茨坦。当时军营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科研条件,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他利用简陋的设备建起了自己的生理学和物理学实验室。好友布吕克、杜布瓦-莱蒙也常从柏林来与他交流思想、讨论建立未来科学心理学的设想。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系列生理学实验研究:以及能量守恒定律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工作。

19世纪上半叶,由于热电效应、电热效应,电磁效应等现象的发现已使得关于自然界各种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思想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李比希(j.v.liebig)和拉瓦锡(a.l.lavoisier)的有关研究使得动物的新陈代谢、机械能和热量之间的关系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活力的存在和本性也是缪勒一再提出的一个谜。基于他人的工作和自身的研究,亥姆霍兹很快认识到,这一切都与他几年前就已领悟到的能量守恒定律的有效性密切相关。然而,在得到确切的证据之前必须去确定肌肉运动和产生的热量间的关系。1845年,他发表的有关肌肉活动中新陈代谢方面的论文和动物热的实验报告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他划时代工作的序曲。在他看来,热质说是站不住脚的,必须以动能代之。机械能、电解中的化学能等都不过是同一种能量的不同形式。

1847年2月,他着手写作《论力的守恒》,要把几年前就抱有的并经大量实验证实了的思想理论化、公式化。1847年7月23日,亥姆霍兹在柏林物理学会作了题为《论力的守恒》的演讲。它被看作是能量守恒定律的普适性的第一次充分、明确的阐述。论文中所表现出的数学物理大师的风范、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天才令他的朋友为之震惊。

会后,亥姆霍兹把论文寄给物理学家马格努斯(h.g.magnus),以求在波根道夫《年鉴》上发表。但马格努斯对论文的性质表示反对,在他看来,不应当过多地应用数学去把互相分离的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结合起来,尽管他也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于是、马格努斯在写给波根道夫的推荐信上只写了一些例行的话。波根道夫认为,尽管论文很重要,但实验证据还不够充分,遂建议将论文以单行本出版。随后,杜布瓦—莱蒙在给亥姆霍兹的信中表示了他对马格努斯和波根道夫的强烈不满,并建议亥姆霍兹将论文以单行本出版并保留原有的哲学导言。亥姆霍兹不允许他对论文所倾注的热情被那些保守的物理学家所扑灭,于是对原有导言作了某些修改以进一步强调他对流行的观点的看法。随后,由于杜布瓦—莱蒙的极力建议和高度评价,《论力的守恒》很快就于1847年面世了。

该书真可谓科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其导言正是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的序言,它那精练的文体表明了作者语言大师的风格。书中以坚实的实验基础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有力地论证了:①自然界中的一切作用都可归结为引力和斥力作用,这种力是与速度和加速度无关的中心力;②牛顿力学和拉格朗日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因而可以用力所传递的能量或所做的功来度量力;③机械能、热能、电磁能等都是同一能量的不同形态,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但总和是不变的。

能量守恒定律也象其它一切伟大思想一样,它的产生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论以及优先权的争吵。柏林年轻的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对之高度赞扬。而除了缪勒之外的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则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亥姆霍兹的这种思考将会复活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幽灵。1853年,亥姆霍兹还遭到了克劳修斯(r.e.clausius)不公正的批评,以及杜林等人的恶毒攻击。至于优先权的争论,事实证明迈尔(r.mayer)、焦耳(j.p.joule)和亥姆霍兹等人都作出了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发现者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事实上,集理论家与实验家于一身的亥姆霍兹从更普遍的意义和理论高度自觉地提出并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的论文所表现的数学技艺、概念的想象力、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有机结合等特点是他人所不可比的。对之,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

《论力的守恒》的发表,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亥姆霍兹在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科学和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19世纪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产生了新的转机,它也为主义哲学的产生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四、伟大的生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先驱

由于杰出的科研工作,亥姆霍兹于1848年9月提前离开军医职位而正式进入学术界。在缪勒的极力推荐下,他来到了柏林艺术研究院填补由于布吕克的调离而留下的解剖学教师空额。在这里的一年中,尽管他由于教学工作的繁忙而没有完成什么新的研究,但却充满了各种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未来工作的周密计划。

1849年初,亥姆霍兹来到了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被任命为由于布吕克的调离而留下的哥尼斯堡大学生理学和普通病理学教授职位。由于有了固定的职位,他便于1849年8月26日与一位物理学家的女儿奥尔加(olga von velten)完婚。婚后生活十分幸福,奥尔加在家庭和事业上给丈夫以全力支持,使亥姆霍兹在哥尼斯堡的7年中硕果累累。他所完成的神经冲动传速的测定以及感觉生理学的一系列实验和理论研究使他在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1.神经冲动传速的测定。19世纪中叶,神经冲动传速问题虽然在生理实验领域中还是新颖的,但在天文学中它就是早已提出的人差问题,即在观测中各观测者的反应时间的差别问题。然而,直至缪勒时代的科学家都一直相信神经冲动的传递极其神速,而永远不可能测量。亥姆霍兹则相反,由于受到杜布瓦—莱蒙的动物组织的极化学说的启发,他认为神经冲动的传速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1850年亥姆霍兹完成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准确地测定了蛙的运动神经的传导速率为30米/秒,这与由现代方法测定的结果是一致的。

为了更进一步测量人的感觉神经冲动的传速,他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用交换点的办法找出反应时差,以显示感觉神经冲动的传速,这就是最早建立的“反应时间”实验。然而他得到的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结果因人而异,即便是同一被试,在不同的实验中其结果也不同,使实验显示出很大的无规则性,于是他被迫放弃这方面的实验研究。继他之后,许多研究表明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被试者心理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亥姆霍兹所感兴趣的是绝对速率,不是实验所显示出的心理学意义。这是因为他不是从心理学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从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去看待心理学的问题所致。

尽管亥姆霍兹自身没有从实验中进一步揭示其心理学意义,但他的反应时间实验却为实验心理学提供了富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亥姆霍兹的实验结果表明:心理过程是可以通过实验来研究的,作为心灵代表的神经系统可以成为实验控制的对象,从而增强了19世纪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

2.生理光学。感觉的实验心理学是亥姆霍兹作出重大贡献的又一领域。无论是在生理光学,还是在生理声学研究中,他都彻底贯彻了缪勒的感官神经特殊能说。在他看来,这一学说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普遍有效性。

亥姆霍兹对生理光学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主要论著是于1856—1866年出版的《生理光学》。该书把当时物理学、生理学以及哲学的研究成果和一般原理汇集一体并加上自己的发现和阐释,对于视知觉作出了连贯的论述。该书至今仍是生理光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是心理生理学的主要参考书。

在大量生理光学实验基础上,亥姆霍兹进一步发展了杨(thomas young)于1807年提出的色视觉理论,使其成为著名的杨—亥姆霍兹三色理论。他认为,对颜色作出不同反应的视网膜内有三种不同的神经纤维,它们各有自己特定的光谱吸收曲线,这些纤维分别具有感受红、绿、紫色的波长的感光色素,这些色素感光后使不同的神经细胞产生神经冲动,再传到大脑皮质视觉中枢,于是产生了红、绿、紫色的感觉。这三种基本色可以种种比例相混合,从而构成不同的色。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尽管亥姆霍兹还不知道视网膜内存在三种锥体细胞,他却对颜色的视觉机制提出了科学预见,这些预见大多已被现代实验所证实。如三种神经纤维的光谱吸收曲线与现代发现的三种锥体细胞的吸收特性曲线非常接近。尽管这个理论还有某些疑难,却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了新的“三色说”的基础。

基于大量的实验研究,他对外眼肌在两眼辐合时的作用以及内眼肌调节晶体焦距的机制作出了科学论述。对于眼睛的光学结构、光学过程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亥姆霍兹还特别注重应用。1851年他发明了检眼镜。这种仪器向眼科医生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使他们能直接观察眼底、检查视网膜是否正常,还能帮助他们判定眼的屈光度是否正常。这种经改进后仍沿用至今的检眼镜为亥姆霍兹在医学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3.生理声学。1855年3月,亥姆霍兹被任命为波恩大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此间,他在写作《生理光学》的同时,开始转向生理声学。其研究成果集中于1863年出版的《声学》一书中。该书现在仍是听觉的实验心理学的经典。它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是对听觉、欧姆的听觉律、耳官的解剖及听觉共鸣说的讨论,对合音及元音性质的研究报告;另外两部分则用于讨论谐音及其它音乐问题。

就单音感知来说,亥姆霍兹假定内有许多长度不同的神经纤维,每根纤维对一定波长或音高能作出共鸣反应,它们正象乐器的不同长度的弦与种种音高相应一样。他还以实验确定了人耳可以听到的最高和最低音高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以辨别的音调数。现代研究表明:尽管耳蜗的频率分辨机制远比亥姆霍兹所设想的复杂,但他关于柯蒂氏器音调位置的理论大体上还是正确的,近代电子显微研究也部分证实了他关于基底膜结构的假说。

此后,亥姆霍兹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关于音高经验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他的最重要的实验成果之一是关于构成音色的特殊差异因素的发现,即每种乐器发出的不仅是一定的基音,而且还有比基音频率更高的泛音,基音与泛音之间的拍及泛音与泛音间的拍都会影响混和音的谐和情况。这一发现使他成为给出谐音以物理解释的第一人。他还用共鸣器证明:可以通过变换泛音强度的办法人为地产生每种乐器的特质,从而肯定地证实了自己的假说。他的这些研究开辟了现代生理声学的领域,并奠定了现代物理声学的基础。他还被公认为提琴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并通过对音乐的历史的研究阐明了音乐发展的基本趋势。他的《论音调的感觉》一书及他关于音调实验的设备在贝尔(a.g.bell)发明电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杰出的数学、物理大师

数学与物理学间的相互影响是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而19世纪在物理问题为数学研究提供意见和方向方面的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为了解决一些物理问题,高度复杂的数学被创造出来。这些特点在亥姆霍兹的一系列杰出工作中无疑也有着突出的表现。

1859年,在提交给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题为:“空气在开孔管中的运动理论”的论文中,他给出了波动方程(也称亥姆霍兹方程):

v[2]ф+k[2]ф=0的解的第一个普遍的研究。应用格林定理,他证明了这个方程的任一个在给定区域内连续的解可以表示成为区域表面上激发点的单层和双层的效应。此后,德国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基尔霍夫(g.r.kirchhoff)利用亥姆霍兹的工作求得了波动方程初值问题的另一个解,并得出了声学的惠更斯(c.huygrens)原理。这一研究和他关于流体的涡旋运动的研究可说是亥姆霍兹最出色的数学成就。他也为自己能解决“这些令欧拉以来的大数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数学问题”而感到自豪。([1],p.180)

亥姆霍兹关于几何学的研究起源于生理光学中的空间直观形式的思考,这使他开始对我们关于空间的普通直觉的起源及其本性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康德作为自明之理的欧氏几何公理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产物。1868年开始,他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力证数学的经验性。其中以题为:《论几何的一些事实基础》的论文最为著名,其综合性、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令当时的科学界和数学界感到震惊。这篇论文和黎曼(g.f.b.riemann)于1854年发表的题为:“论几何学的基本假设”的论文被称为19世纪下半叶数学哲学概念发展中的划时代著作。他的出发点是:与我们的空间远不相同的一种空间中的人们将有怎样的几何学,进而去寻求刻划刚体运动的可能的几何。这一研究使他地达到了黎曼几何学的已有结论。亥姆霍兹的这些工作受到其它数学家高度赞扬。著名数学家克罗内克(l.kronecker)在给亥姆霍兹的信中写道:“您的合情合理的实际经验以及有兴趣的问题,造成的财富将给予数学以新的方向和新的。……片面的、内省的数学思索把人们引向不毛之地”。([11],p.113)。更为重要的是,亥姆霍兹在他的这篇论文中提出了50年后由诺特(e.noether)提出的所谓诺特定理,该定理以充分地普遍性确立了物理学的守恒定律和动力学定律的对称性之间的关系,其对现代物理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亥姆霍兹的所有研究领域中,物理学始终是他的兴趣所在,并且随着他的事业的发展,兴趣也逐渐转到了这一领域。过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使他在其中硕果累累。

1.电磁学。亥姆霍兹对电磁学的研究几乎遍及他科学生涯的每一时期。早在1847年,他就指出了莱顿瓶的放电特性,并指出楞茨定律正是电磁现象符合能量定恒与转换定律的具体例子。1849年3月他在柏林物理学会宣读了“正切电流计构造原理”的论文,在此后的神经冲动传速实验中研究了感生电流的本性和持续时间。1853年发表的题为:“论电流在物质导体中的分布定律及其在生物电实验中的应用”一文,是他首次真正进入数学物理和数学心理学领域的成果。文中充分展示了他高超的数学才能和只有诺伊曼(f.e.neumann)、韦伯(w.weber)、基尔霍夫才能理解的势论。论文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使那些复杂但重要的力学关系更通俗易懂。杜布瓦-莱蒙认为这篇论文思想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1870年发表的“电动力学理论”一文是他电动力学研究的开始。问题起源于w.韦伯在1846年导出的关于电荷互作用的普遍公式:也就是说,力f不仅与距离r有关,而且还与相对速度r和相对加速度r有关。这显然突破了经典力学的中心力概念,在亥姆霍兹看来它将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此外,当时相互竞争的电磁学理论除了w·韦伯的之外,还有诺伊曼的和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电磁学理论。亥姆霍兹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和已有的力学理论去检验相互竞争的电磁理论,并最终得出一个统一的电动力学基本方程,从而在这个“无路的荒原”中踏出一条大道。1870年,在诺伊曼理论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两个电流元间相互作用势的普遍表达式。在不同情况下,这个势分别与韦伯理论、诺伊曼理论和麦克斯韦理论相符。但亥姆霍兹更倾向于麦克斯韦理论,并注意到这一理论的惊人结论是电扰动是一种横波,其在真空中以光速传播。他的学生赫兹(h.hertz)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杰出的电磁波实验的。这一切都为麦克斯韦理论在超距作用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大陆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亥姆霍兹对电磁学发展另一重大贡献在于积极参与了电磁学单位制的建立。1893年,他主持了在芝加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电气工程师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功绩在于制定了以欧姆、安培、伏特三个单位为基本单位的电磁学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单位制。此外,在1881年的法拉第演讲中,亥姆霍兹明确指出了法拉第电解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电子存在的真实性。尽管他的观点没有被把电看作是以太的一种状态的德国物理学界所接受,但在其它国家却被逐渐接受,并最终导致测量离子的荷质成为可能。

2.流体力学。1855年3月至1858年2月,亥姆霍兹任波恩大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其间,他一方面从事生理光学方面的写作,同时也开始 了流体力学和空气力学的研究。问题的起因是由于声学问题的复杂性,使他转向研究格林函数在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中的应用。1857年发表的题为:“论描述涡旋运动的流体动力学方程之积分”,的论文是一份天才的论文,他在考虑流体内粘滞作用的普遍情况下,解决了一些极其困难的流体力学问题。无论其物理结果还是其数学方法都是很重要的。其所建立的亥姆霍兹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研究流体的无旋运动和有旋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858年,他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间断面问题,用保角映射方法讨论了无重力影响下,从板缝中喷出的射流的形状。此后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流体的内摩擦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得出了流体中一个旋转着粒子在离元距离为r处的另一粒子上所引起的速度,其公式与电磁学中描述二电流元间互作用的毕奥—萨伐尔定律完全相似,这是一个十分有启发性的结果。麦克斯韦在建立电磁场理论时曾得益于这种类证,他从亥姆霍兹的涡旋流体方程平行地导出了电磁场的运动学方程([10],p.88):

和动力学方程: 。

此外,亥姆霍兹所证明的他的涡旋与原子都有不变性、有确定的能量、对其它涡旋有作用等性质对汤姆逊(w.thomson)有很大启发,为此汤姆逊曾花了十年时间为原子的涡旋模型寻找物理基础。

3.最小作用量原理。由于亥姆霍兹坚信物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把各种自然现象化归力学。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力学是如何由它的最简单、最基本的陈述构成的,即力学中能于经验而演绎出全部力学的最终的、最简单的规律是什么?由此而导致的关于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研究占据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年,其目的是找出支配自然界的统一原理的数学式。这一研究实际上可看作他关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工作的继续。

1882年发表的题为“化学过程的热力学”是他物理化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中明确区分了化学反应中的束缚能和自由能,前者只能转化为热,后者可以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量,从克劳修斯方程,他推出了著名的吉布斯-亥姆霍兹方程。这一研究直接把他引入了单周期系统(monocyclic systems)和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研究。在1886年发表的题为“论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理意义”一文中,他认为当最小作用量原理用于有质物体的显运动时,它与牛顿力学等价,但当最小作用量原理用于其中有隐运动的物体时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卡诺、克劳修斯、玻耳兹曼等人的神秘难解的热力学理论是其最明显的例子。他试图在单周期系统的研究中证明各种隐运动都隶属于最小作用量原理。在他看来,单个原子的运动是服从力学规律的,那么这一原理的有效性在热传导、摩擦生热、电热效应等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在于我们不能追踪单个原子的无规则运动或不能使这些原子沿同一方向运动。为了使最小作用量原理对所有的物理过程都有效,他假定了我们不可认识的隐质量和隐运动的存在。这些思想给赫兹以重大启发,他在自己的力学研究工作中继续发展了这些观点。1887年发表的题为“最小作用量原理发展史”的论文是亥姆霍兹科学史论文中最为深刻、透彻的一篇,他对莫培督、拉格朗日、雅可毕、哈密顿等人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在他看来,最小作用量原理作为一个有启发性原理在我们认识新现象的规律时有重大价值。1892年,在论文“电动力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中,论证了麦克斯韦、韦伯、诺伊曼等人提出的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在计算形式上都与最小作用量原理相对应。

尽管亥姆霍兹为探寻这一最终的原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其结局与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努力并无两样。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它们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过程的失败,而在于这种思想的永恒性,或许正是其内容的开放性和思想内核的稳定性使得守恒定律、最小作用量原理等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有着永恒的意义。

此外,亥姆霍兹还对冰物理和大气物理作过一定的研究,发表过有关论文。

六、丰富的哲学思想

由于幼时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之自身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决定了亥姆霍兹终生对哲学问题的关心。德国哲学的直觉主义传统和自身的科学实践又决定了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辩证性和不彻底性的特点。在其早期著作中所表现出的康德哲学的影响逐渐被科学实践中所产生的经验主义、机械唯物论思想所代替,但在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最终归宿上他又倒向了不可知论,回到了康德的先验论。

在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上,亥姆霍兹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先验论对德国科学有害而无益,应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作为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点在其几何学和数学知识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贯彻。他认为我们关于物理空间的知识也只能从经验中来,而且依赖于用来作为量尺和其它用途的刚体的存在性。在算术中也一样,数的可应用性既不是数的定律的真理性的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它的证明。某些经验启示了数,而数又能应用这些经验,而物理量之间的等同性的可用性也必须由经验才能决定。由经验论他进而发展出了“无意识推理”概念,旨在说明我们的某些似乎是直接的认识,其实是在旧有的经验基础上重复和联想的结果。

亥姆霍兹对于感觉论的研究还导致他提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符号论。在他看来,我们关于外物的感觉并不依赖于被感知的外物,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神经。我们关于外物的光和色的感觉只不过是外部实在之间的关系的符号,而关于外部实在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知道任何东西。正如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名字了解这个人一样([1],p.99)。在看来,这种唯心主义的符号论的实质在于把感觉当成了意识和外部实在相隔离的帷幕和墙壁,而不是当作连结二者的通道。

机械唯物论思想是亥姆霍兹哲学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他的科学统一性追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看来,心理学、生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于物理学,而物理学的任务在于将一切自然现象化归力学。在这条路线的终端是他关于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苦心研究的十年。为了用这一原理去统一包括热现象在内的一切自然现象,他假定了隐质量和隐运动的存在,而一切现象都来自于隐质量的隐运动及其严格组合。这种思想在其学生赫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真实世界远比我们感知到的复杂得多,我们承认在这个被感知的世界背后有一个未知的存在物在起作用,但我们否认这个存在物有一种具体的特性,……它不是在其本性上,而只是在其与我们以及我们的正常的感知模式的关系上同可见物相区别。力和能只不过是我们的感官永远不能感知的质量和运动的效果而已。”([1],p.354)这样,康德的“物自体”在亥姆霍兹那里就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强调经验论的同时,亥姆霍兹关于科学观察的观点又带有辩证性。他认为纯粹的感知是少见的,因为感知时常因想象的附加物而有所补充和变化,而这种附加物则有赖于记忆而成于无意识的推理,结果使感知变成一种见解。在科学观察中,我们常研究的是知觉,而非裸的感觉。也就是说,观察是有待于观察者的过去经验、他的无意识推理、改造过的感觉核心和已有的理论,因此不同的观察者对于同一情境的观察就不同。也就是说,中立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这样,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也就成问题了,从而意味着对经验主义的否定。事实上,后来的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点上加以发挥、大作文章的。

关于因果律,亥姆霍兹认为它是先验的和超验的,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我们只能相信它、依赖它,并通过直接的事实证实其合理性。这样他就再次回到了康德哲学,但亥姆霍兹关于因果律的论述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由上可见,在亥姆霍兹的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机械论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此,试图把他归入某一流派是不足取的。也正是由于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能在其中各取所需也就不足为怪了。

七、良师益友

在伟大的科学家身上,杰出的科学成就与高尚的人格总是和谐共存、相映生辉,这点对于亥姆霍兹也不例外。他那非凡的科学天才和他那谦逊、诚实、正直、友好的人品受到了学生和朋友们的高度赞美。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我知道亥姆霍兹也是一个人,我敬佩他的为人并不亚于敬佩他是一位科学家。由于他具有诚实的信念和谦虚的人品,他成了科学高尚、正直的化身。他的这些品格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每当我们谈话时,他总是用平静的、锐利的、打动人心和慈祥的目光看着我,我可以完全信任他。事实告诉我,他是一位公正和宽容的法官,他的一句称许,更不用说是赞扬,都会使我象赢得世界性胜利一样高兴”。[(7)]

亥姆霍兹以其高尚的人品、高水平的知识、深刻的科学思想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世纪之交物理学的天才,他们当中有普朗克、凯泽尔(h.kayser)、哥德斯坦(e.goldstein)、维恩、赫芝、罗兰、迈克耳逊。以他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的柏林热物理学派的研究直接导致了量子力学的产生。

作为老师,他与学生间有着一种近乎父子关系的深情,这点在赫兹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朋友,他与许多国家的一流科学家建立了深厚友谊。在麦克斯韦眼中,他是一位可敬的“智慧巨人”。

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高贵品格不仅赢得了学生、同事和朋友的爱戴,而且也赢得了的尊敬。1862年他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副校长,1871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物理学教授并于1877年任柏林大学校长,1888年起任新成立的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和领导者,他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和影响,通过科学讲座等不同形式倡导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比任何人都努力地去探寻使物理与技术相结合的途径,积极参与了许多科学及社会政策的制定。作为复兴德国科学的公认领袖,他为培养新一代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从普朗克等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继承者,看到了德国科学光辉的未来。

对于科学的献身精神是亥姆霍兹高贵品格的另一重要方面。他一生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而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过度劳累不得已而为之,伴随着与其它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和体力及脑力的恢复,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科研和教学的紧张工作。1859年父亲病故和爱妻奥尔加病逝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经过了几个月的痛苦之后他又投入了工作。在他看来,工作是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直到73岁高龄,他仍活跃在教学与科研领域。1893年8月,他作为德国科学界的最高权威,由后妻安娜(anna von mohl)陪同前往美国参加并主持了在芝加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电气工程师大会。1893年10月回欧洲途中,不幸从甲板上跌落,头部严重受伤。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投身于行政事务和科学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他还在积极从事最小作用量原理以及以太问题的研究。生命垂危之际,支配他的仍是科学及它那永恒的规律。

1894年7月12日,他因脑出血病情加重,经受了近两个月的病痛折磨之后,于9月8日下午1时11分逝世,享年73岁。

12月14日追悼大会在柏林隆重举行。德意志皇帝、皇后,亥姆霍兹家人及各界名人参加了追悼大会。随后,皇帝拔款一万马克并亲自选定在柏林大学主楼前建造亥姆霍兹纪念馆。1899年6月6日纪念馆揭幕那天,皇后,王储及享利王子代表皇帝,与亥姆霍兹家人及柏林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名流一起参加了揭幕仪式。由此而足见亥姆霍兹的威望之崇高。

作为一代全才,亥姆霍兹为丰富人类知识和培养一代新的科学领导人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就此而言,他不愧为19世纪科学家最成功的良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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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seph f.mulligan,hermann von i lmholtz and his students,am.j.phys.57(1),januar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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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醒民等编: 《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

(11) m.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册,北大数学系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12) e.g.波林: 《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3)g.墨菲等: 《近代心理学历史理论》,上、下册.林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4) 荆其诚等: 《人类的视觉》,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 d.奥托森: 《神经系统生理学》,吕国蔚等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

(16) 何成均:“亥姆霍兹”,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ⅰ,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

现代性对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_其他哲学论文 第四篇

马克斯·韦伯曾经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变化归结为某种“世界图像的理性化”,其特征是世界的“祛魅”,亦即一种世俗化的过程。他这方面的论述现在被广泛引申为关于现代性性质的界说。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现代性的这种世俗化结果,对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这一挑战主 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哲学何为?是否形而上学应被否弃,进入“后哲学时代”?

在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对于从古至今不断变换自己的对象与话语的哲学来说,是否也经历着一个类似世俗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变换过程中,哲学如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恰当位置?

对哲学也在经历着类似世俗化的过程的洞见,早在19世纪的孔德那里就已给出。如人们所知,他把哲学史的过程区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以及“实证的”阶段。孔德所描述的这一哲学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从“先验”(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到“经验”(实证)的过程。哲学走向现象、走向经验,具体表现为走向“事物本身”(胡塞尔)、走向“存在”(海德格尔)、走向语言经验(哲学)、走向“生活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等等。伴随着这种经验化乃至自然主义(以“生活形式”概念为代表)的世俗化趋向,是“哲学终结”的呼声不绝于耳。

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例,它思考的目的是对所谓的“哲学病”进行诊治。其“药方”是改变哲学的思想方式,即哲学不为它的对象提供任何基础或根据;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只是限于“描述语言的用法”。www.meiword.cOM它甚至不进行“解释”,也不进行“演绎”,只是“让一切保持现状”。

这样我们看到,哲学至上个世纪它的最后一位大师留给人们的训诫是,哲学不能去寻找什么事物的隐藏的根据或基础。显然,与现代性的世俗化过程相应,哲学也已经世俗化乃至自然化了。哲学被指引向顺从自然的语言经验,确定性的根据在于稳固的“河床”——我们的日常生活形式。于是,盛行的是日常语言哲学,它所要教导人们的,是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

由此本文所引出的问题是:哲学何为?答案似乎是有两条可能的选择道路:一是沿着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路继续走下去,走向现象、经验乃至常识,使哲学保持一种“形而下”的、经验性的状态,乃至成为某种“常识哲学”。另一种是反“反形而上学”,重新思考哲学的性质、功能与方法,使哲学回到“形而上”的维度,重新思考与肯定先验哲学的价值与意义。在我看来,第一条道路固然是趋势使然,但第二条道路也不可偏废。撇开认识中的先验层面(如意向性、范畴与规则)不说,仅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有如康德所指出的,先验性的理念是无法从经验中归纳得出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如何并不能告诉我们将来“应当”如何。未来的“应当”属于目的论的设定与价值论的演绎,而不是经验的归纳。此外,从时代精神的角度讲,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文化与哲学中应当有一种“非世俗化”的东西,它将构成文化中的“形而上”维度,与世俗化的东西形成一种张力,其中最基本的是有如“真、善、美”之类的价值理念,用以升华人性,整合民族精神。

二、现代性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哲学如何提供相关的解释根据?

如果我们面对现代性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包括现代性的同质化与非同质化、一元或多元的现代性以及是否现代性只是一种“关系”等等,就能够进一步说明哲学不能不进行解释,不能不提供解释的根据。

在对现代性的性质及不同文明国家的现代性的解释上,大致有这么几种主要的说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所要论述的是世界的同质化;而与此相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则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针对这两种观点,艾森斯塔德提出第三种论断,将当今的世界看作是属于一种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在《反思现代性》一书中,他提到了“普遍主义的图景和多元主义的图景分离开来的裂隙”的状况。在笔者看来,这一分离凸显的正是构成现代性研究的根本问题。

因此,如何从哲学上回答上述现代性研究中所凸显的一元/多元问题的挑战,需要我们重新对“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不仅表明哲学需要“解释”,而且还表明哲学需要提供解释的概念根据。

应当说,从古代到近代,在一与多的关系上,主流是一元论。然而,作为现代性世俗化过程对思想、文化与哲学的冲击的结果,是“一元论”的不断解体。特别是来自后现代哲学的冲击,更使得思想的天平大幅度地摆向了多元论。宣扬差异性,反对同一性与总体性的多元论成为时代的主流。

或许我们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学说来解释一元与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是最便捷的了,因为它不仅排除了传统的“共相”概念,甚至还排除了“共同性”。不同的游戏之间只有“相似之处和它们的联系,以及一系列关系”。借助这样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绕开一元与多元问题的困扰,避开现代性是否有普遍性、共同的本质之类的问题,而只需描述它们具有哪些相似性与不相似性。但是,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寻相似性的本质性与非本质性,探寻它们所蕴含的本质与规律问题,以把握问题的根本。

三、语言哲学是否能够成为认识的范式?以语言为蓝本进行反思所提炼出的哲学范式在运用于对事物的解释时是否能够具有普适性?

20世纪以来,哲学进行了“语言哲学”的转向,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的转向。这一转向表面上似乎与世俗化的潮流没有关系,但它事实上是上面提及的从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形态向经验的形态延伸的结果。从哲学开始,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乃至当代的德里达、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以语言为反思模式的基础上的。

这里,与前面的问题相关的是,语言哲学是否能够成为认识的范式?以语言为蓝本进行反思所提炼出的哲学模式在运用于对事物的解释时是否具有普适性?产生这一问题的根由在于,一种理论与其所运用的对象之间原本必须具有同质性,否则南辕北辙,其解释不会是有效的。就语言、游戏的性质而言,它们是约定性的,而自然之物是非约定性的,其本质是确定的,规律是恒定的。如果把语言的“一切都是差异”的性质推及于自然之物上,显然得出的解释结论也就缺乏有效性。

就社会、文化的事物而言,其性质又是怎样的呢?以社会的性质为例。对社会结合性质的一种解释是“契约论”。确实,越是的社会就越是依靠一套契约性的道德、法律等规则系统来建立与维持其秩序,因此这种社会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约定性”的。但这种“社会契约”的约定性与语言、游戏的约定性不同的是,对于社会而言,它的契约订立什么,如何订立,除了有社会“公共意志”的问题之外,还有“正义”或“不正义”、“合理”或“不合理”等意义与价值问题。这样,社会“契约”显示出一种“制约性”,亦即不同于语言与游戏式约定的某种“非任意性”。

由上面的可以得出,基于语言、游戏的蓝本之上提炼出的语言哲学,由于解释对象性质上的差别,它的解释力有范围上的限制。鉴于这样的,20世纪的“语言哲学转向”所产生的结果,虽然扩展了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澄清了语言的一些用法,但就哲学所应担当的有关认识与表达、道德与行为等解释使命而论,则显得偏于一隅。哲学今后的发展如果要为变化中的知识、社会与文化提供新的解释根据,那就应当走出语言哲学的圈子,重寻它的立足之点。

主体间性哲学的自然主义取向_其他哲学论文 第五篇

现代哲学远离了古代哲学的客体性阶段,也走出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阶段,走向了主体间性阶段。主体间性理论又区分为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社会学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的主体间性。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才是主体间性的基本形态。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在其历史发生过程中,又有信仰主义、审美主义和自然主义三种取向。信仰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认为,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本于对上帝的信仰,因此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这一理论的代表是马丁·布伯。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认为,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只有在审美中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理论的代表有尼采、海德格尔等。而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则认为,只有恢复人与世界的原初的、自然的关系,消除文明和理性带来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性。信仰主义主张以上帝提升人与万物以实现主体间性,审美主义主张以审美提升人与世界以实现主体间性,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主张主体的退让,从理性主体退回到感性主体或自然主体,从而与世界同位,实现人与世界的平等交往、融合无间。到这一理论的代表有西方现代的梅洛-庞蒂等,还有中国古代的道家、禅宗。对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哲学,学界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一  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哲学

中国古代有两个最主要的哲学、文化思想体系,一是儒家,一是道家。儒家和道家都有主体间性的思想趋向,也就是天人合一世界观。但是,儒家主要是伦理学,讲的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因此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道家则讲的是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wWw.meiword.cOm道家讲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自然主义的取向,它不同于儒家的伦理主义倾向。

道家在人类社会早期,就认识到文明的弊害,主张反文明教化,以保持人和世界的自然天性。这种理论就寓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思想。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人与世界都依据道的规律——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非主体性、非人为的自生、自发的规律。因此,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万物平等相处,“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老子》第三十四章)他反对人与世界的对立、抗争,主张人在自然面前和社会之中要“少私寡欲”、“清净无为”,抱残守缺,以达到与社会、自然的和谐无争。同时,也通过“涤除玄览”的直觉来领悟世界。老子对主体间性思想的贡献在于,他认为人作为主体不能成为世界的对立面,因此要限制主体性,以柔性来软化、接近世界,从而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成为自然的邻居和看护者,达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坐,吾以观复。”的境界。但是,老子不是出世的哲学,而是入世的哲学,最终要应用于社会领域,他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这种自然主义还是不彻底的,只是有限的自然主义。同样,他的主体间性思想也是不彻底的,是有限的主体间性思想。

庄子是一个更彻底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哲学家。他不仅主张主体的退让,而且主张主体的消灭,完全退回到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人完全自然化,从而与自然化为一体,通过出世而达到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庄子认为最高境界是“逍遥”,就是自由和人与世界的绝对同一。这是至人、神人、圣人的境界。要达到逍遥境界,就要消灭理性主体,首先要做到“忘己”:“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外篇·天地》)其次就是“非我”、“无情”、“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最后要做到“物化”,人变成自然物,同于鸟兽木石,从而“万物复情”、“与物为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反对主体性哲学,认为“天与人,不相胜也”;批判技术的应用,认为有机巧必有机心,从而违背了自然;他批判文明的异化:“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外篇·缮性》)他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第三十三》,甚至要回到原始自然的状态,“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庄子·杂篇·盗跖》)“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外篇·马蹄》)。这样就达到了与天和,与人和的境界:“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是出世的哲学,因此是更为彻底的主体间性,也是更为彻底的自然主义。

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除了道家以外,还有禅宗。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逐渐本土化了,演变出禅宗一派。禅宗的哲学思想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它吸收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思想,认为佛在天地万物,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情感交流中悟道成佛。禅宗认为一念修行,自身是佛;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大德与木石无别”,“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坛经·般若品第二》)禅宗主张恢复人人皆有而被尘世污染了的佛性,,因此要明心见性,回到原初的、自然的自我。禅宗持一种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以非主体性的立场贴近世界,以非语言的“顿悟”把握世界。这样,通过修行,复原人的自然本性,也就与世界同一。禅宗虽然是一种宗教,但却带有世俗化的倾向,更像是一种哲学和人生态度。他讲的佛性,不是泯灭人性,而是恢复自然的人性。因此,它的主体间性哲学与西方的信仰主义主体间性哲学不同,属于自然主义取向,而不属于信仰主义取向。同时,禅宗的主体间性也不同于审美主义,因为它所推崇的最高境界不是审美,而是对佛性的领悟。虽然禅宗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影响了美学,产生了如王维等带有禅学意味的诗歌以及严羽的“妙悟”说,但参禅本身并不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是一种直觉领悟。

      二  西方现代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理论

现代西方哲学偏离了近代的主体性哲学,走向了主体间性,包括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这种偏离是从主体性的消退开始的。由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确立了理性主体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因此,要达到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自然主义的途径就是使人自然化,包括主体的退让和人的非理性化。叔本华、本格森开始了这个历程。叔本华提出了“世界是我的表象”和“世界作为意志”的极端主观主义的命题,他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他认为意志是盲目的欲望和追求,是一种生命意志。但是,叔本华一方面把意志抬高到本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生命意志的本质是痛苦,人生就是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中经历痛苦与无聊的轮回。因此,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是否定生命意志,是禁欲。这样,叔本华就在否定了理性主体的同时,也否定了非理性主体,实则否定了主体性。本格森把实在世界归结为“绵延”或“生命冲动”,它既是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是创造世界的本原和动力,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是绵延的一种形式。他把理性主体转化为生命冲动主体,把理性认识转化为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直觉,这样就把主体非理性化了;而且由于生命冲动成为本体,是人与自然的本原,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体对客体的支配性,具有潜在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倾向。不能不提到的还有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建立了无意识理论,他认为意识不仅有显意识,还有无意识,它是人的原始欲望。无意识虽然深藏不露,但却支配着显意识,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他就打破了人是理性主体的神话,确定了人的非理性本质。总之,叔本华和本格森、弗洛伊德等开始消解理性主体,把它变成非理性的主体,并且抛弃了对主体性的乐观精神;虽然他们没有建立主体间性哲学,但却为之开辟了道路。

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也具有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倾向。他认为主体间性先于自我或他者的存在,因为无论是原始人还是儿童的原初经验中(特别是情感体验中)自我和他人还是未区分的,这种无差别是构建主体间性的起始点;而自我与他者的出现则是后起的事件。舍勒说:“你性(du-heit)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存在(existential)范畴。例如,原始人按照‘你’来看所有的自然现象;对于他们来说,整个自然就是一个表达领域,并且神灵和魔鬼的‘语言’就在自然现象背后。”他更多地考察了儿童的“心理之流”中自我与他者的无差别同一,以及后来自我与他者的分化。他还认为,即使在文明时期和成人阶段,主体间性的原始同一性也体现在情感体验——同情中。很明显,舍勒把主体间性的根据建立在人的社会化之前的自然存在中,并且认为社会化以后主体间性仍然得以延续。

走向自然主义主体间性哲学的过渡人物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前期哲学强调此在的优先地位,从对此在的考察中寻求存在的意义。这种思路必然带有主体性倾向。虽然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从而触及了主体间性 问题,但这种共在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也不是“本真的共在”,只是现实的共同存在,因此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而是认识论或社会学的主体间性。在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中,抛弃了从此在出发的思路,转而直接探求存在本身的意义。他认为此在不再具有优先性,人只是存在的牧者。他批判此在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图象,导致人与世界的对立。他要恢复本真的存在方式,寻找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在关系。这样,他的哲学就产生了两种主体间性的取向,一种是审美主义主体间性取向,一种是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取向。他的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认为,只有在“诗性的语言”中,才能进入本真的存在,只有在“诗意的安居”中,才能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同一。而同时,他也提出了另一种主体间性哲学即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思想。他认为,通过“思”可以在精神上摆脱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并进入“安居”状态。安居就是使人从凌驾于世界的主体性“退让”:“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的看护者”,“人是在的邻居”。[2]他批判技术对自然的凌虐,要回到人与世界的原始的和谐。他说:“大地和苍穹,诸神和凡人,这四者凭借源始的一体融为一。”[3]他把这四者的一体性称之为四重性,“凡人就是通过安居而在(是)于这四重性中”,他进一步解释说:“凡人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凡人以把天空当作天空接受过来的方式安居”、“凡人以把诸神当作诸神来迎候的方式安居”、“凡人安居,还在于他把自己的本质——让死成其为死——予以体现”。这里的意思是,人要谦逊地退让,要尊重自然,要自然地生活,要有对神明的信仰,要体认人的自然本性。这里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思想,因此他说“安居本身必须始终是和万物同在的逗留。”[4] 这是回归自然、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主体间性思想,与中国的老子、庄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也可以说,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它体现了现代人对于现代文明导致的异化的反思和反叛。海德格尔的审美主义主体间性哲学思想与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思想虽然有分别,但并不截然对立;他认为前者属于诗的领域,后者属于思的领域,思导致对于安居的实践,因此,这是诗与思的对话。而且,在古代希腊,诗与思是同一的,审美与自然的生活是一致的;只是在现代社会,二者才了。因此,他要寻求二者的新的同一。海德格尔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理论,具有空想的、理想化的成分,因为他试图在现实领域中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在,建立主体间性的存在。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固然深刻,但出路并不是回到古代的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中去。正因为他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思想缺乏现实性,才导致通向审美主义和信仰主义。

自然主义主体间性理论的代表是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前期建立了一个知觉现象学。他批判了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主体性意识哲学,建立了以知觉为中心的身体主体性哲学。他通过身体意向性来确立世界作为他者的存在,形成了身体间性。但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就是从身体主体性出发无法合理地推导出世界的存在;对意识——客体的区分无法达到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于是,在后期,他放弃了身体主体性,而转向了对“世界之肉”的论说。他退回到前科学、前客观的立场,退回到原始意识或无意识,从“自然”而非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在这种原始关系中,人的身体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本身也不是“机械的”客体,而是“灵化”的。这是一种“野性的”、“荒蛮的”、“原始的”存在,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世界之肉”。他认为这种肉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一种原始的混沌物。他说:“我的身体与世界(此乃一个被知觉者)是由相同的肉构成的,况且我的身体的这种肉被世界所参与,世界反照它,侵越它,而它也侵越世界,它们处于越界或者跨越的关系之中。”[5]在肉中人与世界形成原始的主体间性关系,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可逆性”关系,是互为主体的关系。梅洛-庞蒂指出:“我们所谈论的肉不是物质。它是可见者对能看的身体的环绕,可触者对能触摸的身体的环绕,当身体在看和触摸事物的过程中看自己和触摸自己时,这尤其获得了证实,以至于它同时作为可触摸者下降到诸事物之中,作为触摸者主宰它们全部,并且从它们自身中通过整体的分化或者裂缝引出这一关系,甚至双重关系。”[6]梅洛-庞蒂为了证明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让人从意识主体退回到知觉主体,进而又让人与世界都返回到原始的混同之中。“主体间性的交错延伸到我们与我们的身体、与动物、与植物的关系,一种普遍的存在论,不再是作为我们构造的本质或意义的确定,而是作为我们与他者的未知的存在论的亲密关系的共在。”[7]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它的问题与所有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一样,在于以自然的、原始的存在来解释存在的本质,从而导致一种还原论。而且,在对世界之肉的论说中,世界被赋予灵性,这只有在原始意识中是如此,而对文明人类而言,它有物活论、活力论的倾向。还有,我们注意到,梅洛-庞蒂也以艺术(绘画)为例来说明可逆性,似乎也有审美主义取向。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以艺术来说明人与世界的的可逆性,仍然是诉诸知觉,并不是以艺术的审美超越性来实现主体间性。因此,他是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而非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还有与后现代主义、生态哲学有关的学派。这一派强调自然的主体性和价值,从而使人与自然平等、同一,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和谐共处。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也力图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格里芬强调他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三个特征。其一,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者的外在关系不同,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他说:“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的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 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8],其二,与主张主客对立、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的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哲学信奉有机论,认为人与自然一体,把自然视为家园,主张回归自然的生活。格里芬说:“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承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汇总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9]大卫·雷·格里芬提出了“自然的返魅”的思想。这是针对启蒙理性的“祛魅”而言。启蒙理性把自然变成客体,失去了灵性,成为科学研究和实践征服的对象,这照造成了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生态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解释“自然的祛魅”就是“屏弃比照人的形象看待一切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e)从而消除世界神秘荒诞的气氛”。[10]而“自然的复魅”则是回复到“比照人的形象看待一切的拟人化”状态。格里芬主张回到前启蒙状态,让自然具有灵性,同时让人从理性主体回归到自然主体,以达到人与世界的有机的关系。格里芬认为,世界是一种“神圣实体”,后现代精神的中心是人类与神圣实体的关系,“后现代精神既拒斥超自然主义又拒斥无神论……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持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万有在神论(naturalisticpanethei),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于神的单方面行为,也不是来自于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11]这是一种带有自然神论的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第三,格里芬还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表现出对过去、未来的关注等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通向生态主义,因此格里芬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12]。生态哲学的兴起也是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标志之一。

生态哲学对现代哲学的核心——主体性以及机械论的世界观进行了反思,主张整体论,即认为世界是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主张以有机论代替机械论的世界观,甚至提出“生物中心主义”以代替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是有的价值的,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代替经济中心主义。总之,生态哲学认为,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把自然当作与人平等的伙伴,尊重自然,承认自然的权利,也就是把自然主体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主体间性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

      三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批判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与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信仰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一样,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核心主体性的反动,是走向主体间性哲学的途径。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如何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主体间性是理想的存在状态,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融通。这只有在超越现实的领域才有可能,因为在现实领域,不能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只有在审美中,由于超越了现实,实现了自由的审美理想,作为审美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另一个审美主体的“美”的世界达到了完全的同一:审美的自我成为对象,审美的对象成为自我,二者融合为一。而信仰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由于建立在对上帝的虚幻信仰基础上,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人与世界的同一。那么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如何呢?它能够实现真正的主体间性吗?应该说,这也只是一种理论的虚构,不能成为现实。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外在的自然主义,即企图把人与世界还原为原始的自然状态,把二者的关系还原为原始的的自然关系。从人类的历史上看,在前文明的原始社会的原始关系以和原始意识之中,人相信万物有灵论,自然充满灵性,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体化的,还没有发生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这种原始的同一在文明社会被打破了,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和对立。这种对立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异化。在文明初期,这种异化还不显著,人有自然的对立还没有发展为对抗。只是到了现代性确立以后,人与自然的对立才加剧了。在文明社会,由于感受到了世界对主体的、抵抗,与是就产生了反文明教化的归返自然的思想。中国的老庄哲学就有这个主张,西方后期的海德格尔、大卫·雷·格里芬等也有这个倾向(他的“反魅”思想有宗教哲学的背景),甚至梅洛-庞蒂也有这个倾向。但是,问题在于,文明已经发生,不可逆转,要回归到原始社会或者早期文明中是不可能的。而且,人本身不能退回到蒙昧状态,不能退回到原始意识;自然也不能“返魅”而成为有灵性的世界。这样,人与自然就不可能发生原始状态上的互相感应、互相融合。人还要通过理智和实践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主客对立不能消除。因此,这种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只能是一种虚构,而不会成为现实。而且,无论是原始的存在还是早期文明的存在,都带有蒙昧性,不是自由的存在,因此也不是真正的主体间性存在,这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存在。

外在的自然主义还包括生态哲学。从整体上说,生态哲学批判主体性哲学,企图建立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这种努力是应当赞许的。但是,生态哲学的许多派别也存在着自然主义的倾向,它们企图把人与自然完全一体化,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必须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同时,也承认人与自然的差别和冲突,在这个前提下限制人对自然的侵害,而不是无视这种差别和冲突,建立一个生态主义的乌托邦。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还有一种形态,即内在的自然主义,它主张消除理性主体,包括消除智慧和消除欲望两个方面,使人退回到自然物的地位,从而与自然平等、同位、同一;或者退回到前理智状态,在知觉中寻找自我与世界的同一。中国的庄子属于前者,他甚至主张人无知无欲,化为木石,达到物化。这是一种蒙昧性的思想,它没有通向自由,而是走向人类的退化。西方的舍勒和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舍勒把主体间性的根据归之于最初的心理之流,而后来的情感体验不过是它的延伸。梅洛-庞蒂前期诉诸于身心一体的知觉,企图通过身体意向性来确证与沟通世界。这种思想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主体性倾向以及否认理性对知觉的影响、支配的问题。在现实中,纯粹的知觉是不可能的,理性已经渗透、影响和支配了知觉。因此,纯粹知觉中的主体间性是不存在的,起码是不充分的,它已经被理智所割裂。因此,只有超越现实存在,在审美中才可能实现主体间性。梅洛-庞蒂后期更把身体性推广到自然物,提出了“世界之肉”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都是肉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肉是带有灵性的自然物。这种思想既有万物有灵的原始主义倾向,也有把人等同于自然物的自然化的倾向。人虽然有自然性,但不是自然的等价物,本质上是超越自然的存在物,不可能再退回到自然物。因此,由人的自然性来论证人与自然的同一也是一种虚构。而且,无庸讳言,人的自然化抹杀了人的超自然性,也不会带来自由,不是人的理想存在,因此也不是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不是真正的主体间性。

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往往通向信仰主义,因为它要在现实领域里让自然成为主体,就必然赋予自然以超自然的品格,而这又必须求助于某种有神论。从海德格尔到大卫·雷·格里芬都有这个趋向。海德格尔的自然主义主体间性理论走向信仰主义,或者说有信仰主义的成分。他追求的天、地、神、人四重性本身就有信仰主义的成分。而在后期,他的信仰主义成分更浓了,宗教似乎成为他的哲学的归宿。他对现实存在的绝望,演变为对上帝拯救的呼唤。他说:“哲学将不能引起当今世界状况的一种直接变化。这不仅是哲学也是一切只要是人的思想和图谋的实情。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通过思和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出现或者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13]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把上帝看作“神圣实在,“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造物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的造物主。它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模仿这个神圣实体就是给我们提供梦想,有了这些梦想,人们就能实现自己最深厚的创造的潜能。”[14]自然主义主体间性哲学的信仰主义趋向,说明这种理论本身具有致命的缺陷,不能成为完满的理论。

从对自然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的考察中得知,主体间性不能靠主体的退让、泯灭主体性以达到与自然的同位来实现,而只能通过主体与世界的升华,使自我和世界成为自由的主体,实现主体间的对话、沟通而实现。这就是审美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曼弗雷德·s·弗林斯著《舍勒的心灵》,上海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81页。

[2] 引自《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 同上书,第116页。

[4] 同上书,第117页。

[5] 梅洛-庞蒂《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法文版,第302页。转引自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出版社20xx年版,第237页。

[6]梅洛-庞蒂《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法文版,第191—192页。转引自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出版社20xx年版,第232页。

[7] 梅洛-庞蒂《1959—1961年课程笔记》,法文版,第90页。转引自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出版社20xx年版,第376页。

[8]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编译出版社20xx年版,第22页。

[9]同上书,第26页。

[10]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93页。

[11]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编译出版社20xx年版,第22页

12同上书,第227页。

[13]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14]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编译出版社20xx年版,第217页。

二十世纪美国科学大厦的建筑工程师——万尼瓦尔·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六篇

摘 要:万尼瓦尔·(vannevar bush, 1890-1974)以美国“大科学的先驱”而闻名于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并领导了美国著名的科技研究发展局(osrd),因此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本文叙述了的生平和他在上述几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v. 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事研究 科技政策 科技管理

美国无疑仍是当今世界的科技最强国,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以前不久刚刚度过百年纪念的诺贝尔奖中的物理学奖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90位获奖科学家分布在欧、美、亚三大洲的16个国家,但其中来自美国的获奖者有50名之多,占此时期全部获奖者的60%!所以,探究美国科技持续强盛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既饶有兴味,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差不多20年前当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范岱年先生让我的几位师兄翻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书名是《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俗称“报告”)。这本书翻译出来后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作为研究资料非正式地出版了,[1] 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听说了v.这个名字。后来又多次听到钱临照先生提起这个名字,然后又因为我的另一位师兄郭继贤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科技的研究,[2]让我对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wWW.meiword.CoM最近一个时期,因为我自己开始学习和研究美国20世纪初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得到一点也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认识,那就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除了要有大批的研究专家外,杰出的管理和组织专家也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样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的确是一个美国科技事业由边缘走向中心这段历史时期无可回避的名字。

钱临照先生曾说v. 和k.t.康普顿堪称是美国大科学之父,此言或有过于溢美之嫌,但绝非言而无据。其根据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1974年6月底,当逝世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讣告并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时任mit校长兼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的威斯纳这样说道:“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美国没有任何人比万尼瓦尔·的影响更为巨大。在二十世纪可能不会再有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了。”([3], p.529)

一、 生平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

万尼瓦尔·于1890年3月11日出生在离美国东部重镇波士顿不远的一座海滨小城普罗温斯顿,家中还有两个分别比他大9岁和4岁的姐姐。当他1岁时,随父母迁移到波士顿郊区一个叫切尔西(chelsea)的卫星城镇。他的父亲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ry. bush, 1855-1926)原来是个水手,后来成为一名新教平民牧师。父亲对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是自由教派的积极入世思想,二是雄辩的演讲才能。的母亲是位商人的女儿,但气质高雅,很少商人气味。

牧师的收入十分有限,勉强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开支而已。而从小又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生了不少时间的病”,得过 “儿童时期常见的” 几乎所有的疾病,有一次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达一年之久的程度。所以他的童年几乎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好在母亲很节俭,父亲很乐观,使战胜了这些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困难,慢慢地长大了,同时体验到了下层百姓的悲苦炎凉。

在切儿西地方的小学和中学上学,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才华。不仅喜欢动脑,也很喜欢动手。学校里的手工课是他最热衷的科目,除了学校的课程,他还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各种玩意儿,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新奇发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家里的财力情况,很快就会需要自己把教育变成谋生的手段。还有一个社会时尚方面的原因,的少年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上流社会正关注科学上的各种新奇发现,进入所谓“激动人心的年代”时,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却更津津乐道于诸如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和留声机等等大量技术上的发明和进步,因为这些发明不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也给发明者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因此,对于中下阶层的男青年而言,做出技术方面的创新发明,不但可以年纪轻轻就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从事令人羡慕的职业,过上比父辈更体面的生活,而且也体现出一种心灵手巧、追求新奇的的男子汉气概。

1909年高中毕业,身高183公分但体形偏瘦,不太好运动但好动脑的他很想进入一所比较好的大学继续学业,但由于两个姐姐上大学已经用尽了家里的积蓄,使他选择大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能自己挣钱念书,所以他只能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塔夫茨学院(tufts college)。他在同届入学的125名新生中数学是最好的,物理也很棒,所以为同学们辅导数学和物理课,就成了他挣钱的一个办法。他常常在晚上开设辅导课,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他也叫来一些要好的朋友做“学托”,就是大家都来听他的课,并拿出5毛钱听课费放在面前做示范,但这些钱是不收的,最后还是由他们自己收回去。上大学二年级时,还顶替一位因病请假的教师教了半学期的课。有时间的时候,也会琢磨各种技术发明来解决经济问题。例如他曾经设计出一种半自动的机械地形测量仪器(profile tracer),当他推着这新鲜玩意儿在田野间做试验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他在收割着什么,因为那东西确象个收割机,这架“收割机”于1912年获得美国专利,是平生所获得的第一项专利,虽然这项技术发明最终也没有找到买主。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为自己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他写道“……我重新为思想确立了方向。事实上,我第一次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我不但要懂事,而且要懂人。”([3],p.37)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二十多年后的193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工程师及与的关系”,[4] 对自己少年时的理想做了总结,那就是工程师实际上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面貌。

当他23岁大学毕业后,为了能挣到足够的钱再回到学校读博士,另外也为积累待人处事的社会经验,先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年后又到一家女子学校担任数学教师。最后于1915年秋天,经母校校长的推荐,他终于得到了克拉克大学的一大笔奖学金——1500美元——用以攻读工程博士学位。到了学校,发现指导教授是要他研究声学而不是他原来所谈好的工程,立刻表现出了不愿意受人摆布的自主意识,他放弃了这来之不易的奖学金,离开了这所学校,改为申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二、 mit的岁月:从学生到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答应录取他来攻读博士,但没有奖学金,而他口袋里前两年打工挣来的钱只够他维持一年的学习费用。于是他还得千方百计地说服学校当局同意他用一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他跟电气工程系里指派指导他的教授甚至签了个合同,以保证若他在一年内完成论文,学校应授予他博士学位。而那位导师根本不相信他能按时完成论文。

但出乎该导师的意料,竟然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1916年4月,他向导师提交了一份长达169页的论文,内容是关于在赫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把某些微分方程变换成更容易计算的代数方程的数学运算,以帮助解决电力传输中的一些相关技术理论问题。论文最终获得了通过,于当年的夏天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自己的母校塔夫茨学院当了电气工程系的助教。

这时候欧洲已经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远隔大西洋的美国虽然竭力想保持中立,但最终还是于1917年4月参与了争斗。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部分军方的工作,其中发明大王爱迪生担任了海军的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ce advisory board)的主席,目的是激励发明家来证明爱迪生的“现代战争是机器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的观点。受爱迪生喜欢实干、不尚空谈理念的影响,爱迪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工程师和工业家,没有科学家。于是受到冷落的科学家们在1916年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称为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隶属于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这个科学家委员会将自己的目的定为革新美国的武器装备。当时德国的潜水艇屡屡攻击美国的船只,海军急切希望找到有效探测潜艇的方法,这项任务最后交给了科学家委员会里的物理学家密立根。

年轻的大学助教牛刀小试,他也从自己的角度第一次介入了军事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种装置,可以利用磁场干扰的方法来探测潜艇的存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于1917年5月到华盛顿面见密立根,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见得到了密立根的重视和支持,认为的设计值得做成实物大小来进行实验。鉴于不愿意接受的控制,密立根答应给著名的私人基金会——摩根基金会的主管写信,推荐由他们来资助的实验工作。从与密立根的会晤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立即着手推进这项实验。虽然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军方对技术的了解不够和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恶果。但他也得到了一个收获,那就是“战争不只是个军事行动,它不是个武器的问题。它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它是个庞大的经营业务。它是个巨大的工程问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离开了塔夫茨学院,来到mit的电气工程系任教。从1919年开始,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为mit电气工程专业和其他科学研究与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的mit,电气工程虽然已经成为了的系,但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准上。在1921年之前,全系甚至还没有研究方面的预算,在全系的20名教师中,当时的系主任委托负责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1921年,全电气工程系取得硕士学位的只有4个人,一年以后,有了37人,再一年是45人。总之,由于的介入,从1922开始的10年中,电气工程系平均每年授予51个硕士学位,这是前10年的10倍!后来甚至有人说当时美国全部电气工程师的三分之一出自mit。([6],p.295)

除了教学之外,当然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研究上面。他开始琢磨起当时在技术上属于尖端的问题:电力网输送的优化问题。当时电力在美国已经日益成为生活必需品,供电系统在迅速扩大,但也有一些令人烦恼的技术困难,如绝缘问题、电力波动问题、闪电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害问题等,都使整个电力系统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西屋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型电力公司的工程师们日夜都在钻研着解决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另辟溪径的做法,他试图用机械计算机来辅助设计复杂而稳定的电力系统。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由他改进的一种早期的模拟计算机:微分仪(differential yzer)。这个仪器后来在科学研究、工业设计和军事装备等方面都派上了大用场,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美国计算机研究事业的先驱。

在mit的头10年,也是mit历史上比较混乱和沉闷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学校缺乏坚强、有活力的领导所致。但对而言这10年却是个丰硕的时期,一方面他的个人家庭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多的冲击,因为他有稳固的学校职位和数家公司的股份,所以经济上无多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他在工作上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时期反而成为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巅峰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完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参与经营的几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添丁加口的家庭也很美满幸福、在mit的薪水从1919年的每年3000元涨到了1929年的每年7000元,如此等等。可以说,到此时已经在知识、地位和财富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高度,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话,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富即安,而不是后来活跃在美国当代历史舞台上的了。这就是卡尔·康普顿的到来。

1930年来自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 1887-1954;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h.康普顿的哥哥,习惯上大家称他为kt)来到mit担任校长,到任后他立刻就开始着手改变mit原来的杂乱无章状况,在许多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鼓励教授在校内做研究,而对他们在校外的工作做了严厉的限制。这一条惹恼了,他第一次面见康普顿,就是为了这条规矩。结果一向倔强的这次服从了新校长的意愿,但他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并且对康普顿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后来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他说新校长是“在我所见到过的人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那么忠心于他,所以他做什么都没有人反对。他很有见识、悟性、理性、辨别能力,很和气,不是个得意忘形、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只要能够避免,就不会去伤害他。”([3],p.73)

康普顿对也很欣赏,他首先提高了的薪金,达到了每年10000美元,这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是非常高的报酬。紧接着,于1932年初,又任命担任了mit的副校长,同时兼任当时学校5个学院之一的工程学院的院长,并且成为校董会的成员。由此在mit形成了一个康普顿-为核心的领导体系,迎来学校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把推到了美国更广阔的科技活动舞台。

愈来愈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由于杰出成就,他此时已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30年代初,为了从大萧条的创伤中尽快地恢复,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倡导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而不再放任其自由发展。他并号召科技人员也要积极参与国家的复兴,为此他任命kt康普顿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但康普顿主要是将精力用在对科技进行批评的一些新政支持者的反批评上,他认为联邦应该成为科学的主要资助和主办者,而不是听由像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来支配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方向。积极支持康普顿的观点,同时也参与了更多的所谓“科学”(governmental science)的活动。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电力传输系统的优化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外,还涉及到一些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他曾对荷质比与速度的关系作过非相对论的解释。提出了电子电荷随速度而改变的假说,并认为当电荷之间的相对速度等于光速时,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将变为零。但是,他并没有引证实验事实来支持这种假说。[5]但这项研究奠定了不但在工程技术、应用科学方面的发言权,也证明了他在纯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

1939年,被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carnegie institution)聘为院长,从此离开mit。之后他亦被任命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的主席,这使他开始涉足美国家的军事研究决策领域。这个时期,在华盛顿也形成了一个对美国、国会和军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圈子,其核心成员,除了本人外,还有他的老朋友mit的院长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8)和at&t贝尔实验室主任(后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frank jewett, 1897- )等人。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后来回忆道:“就是大家一块儿深刻地分享着一件东西——担忧!”([6],p.296)因为战争的乌云正在世界的上空密布,而就在这一年,德国人发现了原子核的裂变现象。

三、 贯彻新观念:科技研究的结果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虽然他后来主动参与了一些战争技术的研究,但基本上属于一个旁观者。难能可贵地是他敏锐地预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对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候的已经是美国科学技术界、工业界,甚至是政界都闻名遐迩的人物了。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景象的犹新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国内有许多人强烈主张美国应该置身事外,对欧洲的战争作壁上观。但基于自己对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相信美国迟早会卷入战斗,而令人可怕的是美国却“没有作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军方和政界人士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已不是军方和政界人士们凭着传统观念所能完全了解的东西了,面对全新的现代化技术性战争,纯粹的军方人员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以的内涵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这就是必须吸收和动员科技与工业等各方面的专业民间人士在的最高层次上参与工作,否则就形不成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也不会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

的这个想法其实上是针对美方长期以来在军事技术装备研究等方面的封闭传统有感而发的。美国的军事技术研究领域历来是军方的自留地,非军方研究机构很难置喙其中。在战争技术还比较简陋的过去,其后果还不甚显著,但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一方面,军方人员视野狭隘、观念陈旧,却掌握了绝大部分研究的物质资源,而另一方面,民间研究机构蕴藏着极大的人才和思想资源却无从发挥,致使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得到更大的加强以适应新形式战争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基于这种认识,从1940年开始,积极活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不仅仅担负咨询使命、能领导和协调民间研究机构参与到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资助民间研究机构的机构。为此,他通过在中的朋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只有一张纸、四段话的备忘录,在里面他把自己心目中的机构命名为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会见了,他们只谈了一刻钟,罗斯福就批准了的计划。两天后,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任命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ndrc的成员有代表大学研究力量的kt康普顿、康南特和托尔曼(richard c. tolman,一名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代表工业实验室研究力量的朱厄特,还有代表部门和军方的几名官员。罗斯福总统把ndrc的目标定为补充而不是代替军方自身的研究,而则把其工作方式定为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定研究协议而不是组建这种机构。另外,在ndrc的组织机制上,根据总的目标成立了5个分支机构,即:装甲与军械、化学与装置、通讯与交通、仪器与控制、专利与发明。他还授权各分支的领导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组建次级的专门小组来解决具体的军事问题,推动研究活动的持续开展。这种机动灵活、兼收并蓄的组织方式,后来被证明行之有效。

此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相继陷入德国人之手、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的惨淡大撤退等等事件的发生,这些血的教训使美国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纳粹的可怕和战争阴影的逼近。虽然仍有人反对介入战争,但支持反纳粹战斗并加强自身的战备却也到了人人都能意识到的程度。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开始公开从道义和物质方面给予英法等国以支援。美方强调备战的数量,则强调备战的质量——研究,并且是一种能动员一切智力资源的、军民结合式的研究。ndrc的成立是他贯彻自己新的战争理念的第一步。

ndrc的经费来自总统的应急基金,在其成立的第一年,获得了650万美元的支持。用这笔钱采取委托协议的方式,在一年内动员和资助了上千名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工作,与32个大学研究机构、19个工业实验室签定了126份研究合同。“用合同来参与”军方的研究,不是的首创,但如此大规模地动员民间科技力量为战争服务,则是他的功劳。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管理问题,例如项目和人员的遴选、保密、知识产权的归属、军方与民间科技机构的关系等等。运筹于帷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复杂的操作。

虽然罗斯福总统为竞选连任,曾誓言美国决不参与这场战争。但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愈来愈认识到美国卷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加强战备的迫切性,同时深感ndrc经费来源的不稳定性——因为总统基金实际上是以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总统会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对其加以取舍。所以,必须寻求法定的经费来源,以维持研究的稳定和持续。此外,ndr的活动中也没有包含任何医疗方面的研究内容,还有就是研究的结果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难制成产品投入实际的应用。这些情况的发生,盖源于ndrc本质上还是扮演着一个咨询顾问的角色,虽然它有权签定许多研究合同。这使得深感有必要对ndrc加以扩充或改造,使其成为涵盖面更广、实用性更强的执行机构。为此,收敛了自己一贯急躁的坏脾气,一次又一次地向、国会和军方进行游说,甚至通过新闻媒体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军方的反对,的努力收效甚微,直至1941年12月7日美国历史上的那个黑色星期天。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对德意日轴心国正式宣战,而的构想也在此时得以实现,美国国会批准成立了一直在主张的实体性机构——科技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作为应对反战争的重要措施之一,osrd的经费纳入国会的战争预算。从此终于获得了大展才华的舞台。

检阅osrd的成就清单,首当其冲的就是雷达技术的应用。最早发明初级雷达技术的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但很不成熟。然后他们把这个技术雏形带到了美国,那还是在ndrc时期。立即意识到了这项发明的巨大军事价值,就与康普顿商议在mit建立了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 rad lab),选派39岁的物理学家李?杜布里奇(lee a. dubridge)来领导,并与之签定合同,拨出巨款加以扶持。到osrd时期,更是给予最大的支持,使这个mit新建立的实验室终成为赫赫有名研究机构,其研制出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雷达,在战争中发挥出无比的“知彼”威力。该实验室刚开始时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4000名,总经费预算超过15亿美元!

在研究管理方面,提倡的寓军于民、合同参与的方式发挥了灵活高效的神奇作用。osrd在战争期间动员了超过6000名的科学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占全国总数75%的物理学家和50%的化学家。类似于辐射实验室那样得到osrd强大支持的研究机构,还有设在cit的火箭实验室和设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引信实验室等。对于1943年以前的大部分美国物理学家,以及在这之后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而言,“物理学研究”甚至就意味着在这三家实验室里工作。这三大实验室在战争期间总经费也远超过了20亿美元——曼哈顿计划所花费的经费。

虽然osrd的年经费预算到1942年已经突破了上亿美元,但依然觉得钱不够用,为能够把钱用在刀刃上,他为osrd制定了一个所谓“不计报酬-不计损失原则”(no-profit-no-loss rule),即不从osrd的合同项目资金中领取报酬。他本人以身作则,虽然担任着osrd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但自始至终只在卡内基研究院领薪,没有拿过osrd一分钱。在反战争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也在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各合同项目实验室(大约有300多个)的科学家们不计名利,忘我工作。cit的化学家鲍林对此有生动的描述:“这里的实验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悠闲。我们有数不清的战争研究项目,每个人都全力以赴。”[7]

努力工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反潜雷达、防空雷达、机载雷达、高炮瞄准雷达、无线电引信炮弹、运筹学反潜、固体火箭等等。这些成果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一些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也认为:“原子弹仅仅是结束了战争,而雷达赢得了战争!”([6],p.308)

其实早在1939年初,就注意到了发现核裂变的物理学新进展,但他没有加入裂变所引起的科学界和公众的狂热,因为他认为比起其他紧迫的研究项目来,原子武器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年9月,由于西拉德和维格纳说服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的信,总统批准国家标准局建立了一个协调裂变研究的机构:铀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对研制原子弹的问题反应迟钝,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到1940年春,拨给这项研究的总经费不过区区6000美元,这种情况引起科学界的强烈批评。自1940年6月起,原子弹研制项目移交领导的ndrc负责。但在此后的一年中,由于对这项目的不热心,在具体研究上决策方面仍无多大起色。可能是出于对德国人可能拥有原子武器的担忧,也可能是与核物理学家劳伦斯的谈话的结果,从1941年夏天起,转变了原来对原子弹研制不热心的态度,开始积极推进这个项目的开展。1941年10月,到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原子弹研制问题,对这次会见,原子弹计划的官方记录里这样写到:

“这时不是有权制造原子弹,而是有权弄清楚是否能够制造原子弹,以及需要多大的代价。在调查清楚兵做出了制造原子弹计划之后,才能够放手去做。”([3],p.259)

与总统同意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管理原子弹研制项目,一般认为,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正式开始。后来他又向陆军建议任命一名高级军官来具体负责这个机构,这名军官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当时他还是一名上校——于1942年9月前来报到,在此之前,原子弹的前期研制工作一直是由实际负责的。而在此之后,亦关心和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许多决策工作,包括最后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轰炸。

在osrd工作的五年中,因为高度保密的原因,实际上是默默无闻地为战争技术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战争的即将胜利,的贡献逐渐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并迅速达到了他个人社会声望的顶峰。曾担任过贝尔实验室主任、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长的老朋友朱厄特把所创建的osrd称为“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工业研究机构。”新闻媒体更是盛赞他在“结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功劳”,甚至好莱坞也来凑热闹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但本人对osrd的最后工作,就是想尽办法要解散这个机构。因为他相信在和平时期,推进国家科学研究的工作应该由另外的更合适的机构来担任。

四、 无止境的前沿:对战后科学发展的思考

截止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地立法以从基础方面支持科学研究,虽然许多部门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只不过这种资助是以提供资助的部门对某些具体、特定问题的兴趣为转移的。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观念的转折点,它开始使美国人普遍认识到,即使是基础科学研究其实也能产生巨大的实用价值,所以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从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念来看,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11月给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就如何把战时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运用到未来的和平时期提出意见。他写道:

“亲爱的先生,你任主任的osrd在协调科学研究和应用现有的科学知识解决战争中最重要的技术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独特的有关协同合作研究的试验。尽管osrd的工作是在没有任何公众知道的情况下极秘密地进行着,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从来自全世界作战前线的公报中看出来。总有一天,成功的全部真相能被公开。”

“无论如何,在这一试验中发现的经验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和平时期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由于osrd以及大学和私人工业中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开发出来的资料、技术和研究经验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应当被用来增进国民的健康、创办新企业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1],p.30)

就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和信中所提出的四个包括如何将军事研究的结果转为民用、如何利用科学与疾病作斗争、如何组织和帮助公立和私人机构的研究活动、如何选拔和培养年轻科学人才等具体的问题,组织了四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医学顾问委员会、科学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委员会和科学情报出版委员会等予以彻底的研究,并在1945年7月5日提交了研究报告,但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所以报告是提交给继任的杜鲁门总统。

该报告共分两大组成部分:正文和附录。其中正文主要由起草,分为总论、向疾病做斗争、科学与公共福利、更新科学人才等六个部分;附录则是四个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四份研究报告。

作为科技政策的经典文献,报告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加以全面肯定和强调。报告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为了向疾病作斗争、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公共的福利,就必须依赖科学的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即新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基础科学研究。报告指出: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实。19世纪,美国人在机械方面的独创性大大发展了工艺技术,这种独创性主要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一个在新基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它的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不管它的机械技艺多么的高明。”([1],p.52)

报告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明确地指出了科学是应当关心的事情,而这是过去过于信奉自由主义美国的弊端。报告中写道:

“我们没有国家的科学政策。仅仅开始在国家的福利事业中利用科学。内部没有负责系统地提出或执行国家科学政策的实体。国会里也没有致力于这一重要课题的常设委员会。科学已经站在舞台的边缘上,它应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因为科学是我们未来的许多希望之所在。”([1],p.41)

报告中认为对科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制定政策以明确总方向和目标、提供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协调各研究主体间的关系。

另外,在科学与、科学与公共福利、军事研究的解秘和转为民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工业研究的关系、科技情报的国际交流等等许多政策的重要方面,报告里都详加论述。但我们要提到的报告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不是光空泛地议论,而是将这些政策目标都落实到一项行动方案——即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议中去了。

在报告中详细地论证了成立国家基金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拟订了基金会从经费来源、办事原则到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等各种细节问题的规定条款。从中可以体会出的一个良苦用心,就是在国家尽最大可能的力量支持科学研究的同时,却不能以损害科学家的地位为代价,因为一贯认为“不戴枷锁”的科学家才能自由地思考并创造出新的知识。所有现成机构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基金会才是实现这一设想的最佳途径。

当报告公开发布之后,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的反响和广泛的称赞。但他所建议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计划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国会审议这个计划的时候,有的议员批评这计划缺乏根据,并用报告中的科研拨款计划大做文章,因为根据的建议,对科学基金会第一年应拨款335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到第5年增加到12250万美元。有人据此给报告起了个别名:“科学——没有止境的开支”。但报告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热烈欢迎,各地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支持报告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在报告提交国会成为正式议案后,美国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仍组织了多种声援,并发起给国会写支持信的活动。

这种努力持续到5年后的1959年5月,美国国会才最终通过了“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的设想得到了实现,而此时的本人却已经离开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成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顾问。

五、 能思想的机器:计算机与数字图书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启用自己十多年前在mit时发明的模拟式计算机——大型微分仪——来帮助计算炮弹弹道,并通过弹道实验室强力地资助了美国最早的数字式计算机的研究,这在客观上催生了计算机时代的来临。

关于谁是第一台数字化电子计算器的发明者问题,在美国计算机界纷争了多年。相当一部分人认定由莫齐利和埃克特1943年在弹道实验室完成的“爱尼亚克”(eniac)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器,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年在衣阿华大学执教的阿塔纳索夫和贝利(c.berry)发明的abc(atanasoft-berry computer)计算器,才是真正的数字计算机的“鼻祖”。为此,1973年10月,好诉讼的美国人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地方,经过多达135次开庭审理后,当众宣判了这桩有关计算机发明权的知识产权案,判决书最后认定莫齐利和埃克特没有发明第一台计算器,只是利用了阿塔纳索夫发明中的构思。

用法律判决来还“电子计算机之父”的本来面目真可谓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但判决书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综合种种历史客观证据,可以这么说,阿塔纳索夫的abc模型机正好处于模拟计算与数字计算的门槛上,从abc开始,人类的计算才从仿真向数字挺进,而“爱尼亚克”则标志着计算器正式进入了数字时代。这两个机器的产生过程中都有的身影存在,前者在于思想启发方面,后者则在强大的经济资助方面。

当年在mit任教时期研制计算机的初衷,如前文所述,也是为了求解与传输电路有关的微分方程。那时为了求出一个方程的解,演算工作量大得惊人,常常或冥思苦想好几个月,或浪费掉几百张草稿纸也仍然得不出答案。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与其再想下去,不如制作一台模拟计算装置帮助求解更合算。于是从1930-1931年,带领一批年轻工程师在mit完成的一台“大型”计算机器。说它是“大型机”并不为过,因为这台机器自重就超过了100吨,装备着数百根平行的钢轴,需要用一系列电动机驱动。仅机器内部的电线,若首尾排列起来就长达200英里。一个参观过微分仪的人曾挖苦说,必须“一手拿扳手,一手拿改锥”才能操作机器进行计算,但当时它却让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他们从此有了求解数学难题的有力武器。

当然,直接启发了阿塔纳索夫最初灵感的所发明的微分仪,只是一种模拟式计算机。所谓模拟,指的是它利用齿轮转动的角度来模拟计算结果,与莱布尼茨乘法器的原理类似,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计算机。发明的这种机器当时至少被人仿造出5台,在二战中曾帮助英国计算德军v-2导弹的弹道表,战功卓著。现今在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博物馆里,还各收藏着一台不太完整的这种机器,但都已不能正常运转了。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7月,在美国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似乎我们可以思维”的论文,[8]题目中的“我们可以思维”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可以用来机器思维”。文中他整理和阐述了自己多年来关于使用微缩胶片、声音等多媒体方式存储和处理信息资料、达到帮助人类思维目的的思想。该杂志的编者当时在给的论文所加的编者按中写道:

“作为osrd的主任,博士曾协调了超过6000名的美国顶尖科学家们把科学应用到战争事务的活动,在这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中,他又激励科学家们投入战后的新知识领域。多年来大量的发明创造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物质能力,远超过对心智能力的提升。榔头胜过拳头,显微镜锐利了眼睛,工具如今就在手上,如果加以妥善发展,将给人类铺就利用各时代知识遗产的通途。博士通过本文呼唤思考着的人类与我们知识总积累间的一种新型联系。”[8]

在文中指出,二次大战中,科学情报在大规模军事研究和开发工作中起到了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战后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中肯定仍有不可轻视的重要意义。文中他还首次提出将传统的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储存、查找机制与计算机结合起来,构思并描述了他所设想的一种称为memex(有人译作“记忆扩展机”,也有人译作“超文本存储器”。本文从后者)的设备,其本质是机械化的个人文档与图书馆,即台式个人文献工作系统,能存贮书、记录和通讯的综合装置。美国的ted nelson在60年代正式提出超文本(hypertext)的概念。进入90年代,随着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超文本的应用更加广泛,信息组织与管理的超文本化成为信息传递的基本形式。

今天,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密度存贮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有各种物理载体所存储和传输的信息,正在逐步数字化,电子图书大有取代纸介质的书、数字图书馆大有取代传统图书馆的趋势。而数字化图书馆的构想就始于在这篇论文中所论述的思想,这使他成为人们公认的这一领域的预言者和先驱。

六、 科学并非万能:对科学与人生的理解

1955年底,从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回到马萨诸塞州老家,除了担任几家私营公司的顾问外,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晚年的,依然精力旺盛,还保持着对技术发明的嗜好,他尝试过设计一种新型的汽车发动机,一种军用的水翼船和一种用于治疗心脏病的小型活瓣,并希望将之推向市场,但都没有成功。当然他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对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的反思。年轻的时候,他寻求工程师般的脚踏实地做事情,信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念,对科学技术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后来作为一个高级的科学管理人员,也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当抛开一切利害关系而平心静气地反思这些问题时,他发现科学技术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并开始赞扬起另一种文化、和应用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化。其结果就是于1965年出版的以《仅有科学是不够的——对现状和未来的反思》[9]为题的论文集,包括了五、六十年代陆续发表的10篇论文,记录了他对科学与价值、人生、文化、艺术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结果。

在谈到科学从原子弹的成功而树立起其绝对的权威,使一般公众都把科学学家看成是超人,把科学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东西时,不无忧虑地写道:

“目前有关科学威力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这些说法当然也都有其道理,所谓‘科学万能’是也。但是科学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这一点却鲜见有人提及。对于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应该都予以公正地加以考察才对。”[9]

认为科学的局限在于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目的、价值,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信仰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科学应该三缄其口。当然科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并无损于科学的伟大,因为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提醒人类:我们在宇宙的知识方面依然十分的愚蠢,需要了解的事情仍然是没有止境的。对人类社会而言,除了科学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价值观,例如和平、公正、平等、仁慈和责任等等。认为,由于科学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人,首先必须对科学要有所了解,至少要对它的基本原理有所了解,否则将在文化素养上落后于时代。但单纯只懂科学也不够,在文化素养上也是有缺损的,因为“在这堵围墙以外,他将一无所见”,所以必须在做人的其他方面加以修养。这样,作为一个个人,其生活才会丰富多彩,作为一个社会,人们才能和谐共处,消除贫困,走向繁荣富强。

总之,在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之前,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觉得科学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全部意义和价值。他也想到了科学本身的创造过程,就像建造一座大厦,需要不计其数的一代又一代有名或无名的建造者,不断地对其进行规划、施工和建造,使其日渐高耸,却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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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再认识 ——波义耳与17世纪的化学_其他哲学论文 第七篇

〖摘要〗“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之一,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但是,据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发现波义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他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因此,上述见解肯定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理解“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呢?本文考察了波义耳的著作《怀疑的化学家》和他的机械论哲学(或称微粒哲学)的主要论点,提出:波义耳建立了机械论化学,从而“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关键词〗波义耳,机械论哲学,机械论化学,17世纪,化学史

1 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传统解释

“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之一,语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3节“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1〗,p.28) 。奇怪的是,恩格斯在谈到生理学、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等学科成为科学时,都说明了原因,但是,恩格斯没有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作出任何解释。持主义观点研究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学者,经常引用和注释这条经典,其基本观点是:波义耳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

现以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化学史书籍《化学发展简史》为例:

在化学领域,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对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为化学元素作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为使化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为人们研究万物的组成指明了方向,因而它是化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wWw.meiword.coM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曾指出:“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11〗,p.72)

然而,据对波义耳原著的研究,发现波义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5〗,pp.95-98;〖6〗,p.380;〖7〗,p.17;〖8〗,p.76;〖9〗,pp.240-242)。波义耳从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波义耳除了批判元素概念以外,绝不给元素概念在化学研究中留下一点地位。

如果波义耳果真没有提出“科学的元素定义”,那么,恩格斯的论断“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否就不能成立了呢?我们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这一论断呢?

2 对波义耳元素定义的误读

人们常常引用的波义耳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出自波义耳《怀疑的化学家》一书。在研究波义耳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之前,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怀疑的化学家》的主要内容。

波义耳《怀疑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出版于1661年 ,其实这本书几年前就写好了,并且私下流传着(〖12〗,p.386)。波义耳著述甚丰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怀疑的化学家》是波义耳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但是,在波义耳那个时代,这部书并不比他的其他著作更出名,也不比他的其他著作更重要(〖4〗,p.465;〖7〗,p.19)。这一事实丝毫无损于《怀疑的化学家》对化学发展的意义。

《怀疑的化学家》在机械论哲学的指导下,以实验为基础,试图彻底清除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即一切物体皆由土、水、空气和火四种元素组成)和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说(即盐、硫、汞是构成一切事物的要素)。波义耳把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视为“难兄难弟”,波义耳决定一剑双雕,彻底斩断它们。他说:“••••••我所要提出的许多东西,••••••都可不分彼此地适用于逍遥学派的四元素说和化学家们的三要素说,尽管我的某些反对意见可能机械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笛卡尔的《哲学原理》(1644年)。波义耳博采众家,不仅掌握了机械论哲学的要义,而且创建了自己的机械论哲学,即微粒哲学(corpuscular philosophy)。波义耳之所以要用“微粒”这个中性词汇来表达的机械论哲学,是因为,第一,波义耳既拒斥伊壁鸠鲁的原子,又拒斥笛卡尔机械论所说的粒子那复杂的等级结构;第二,波义耳希望,使用“微粒”这个中性词汇来谈论问题,可以为所有的机械论哲学家所接受和信服,不管他们信奉何种物质理论(〖4〗,p.467;〖6〗,p.379)。波义耳在1666年出版的《形式和质料的起源,根据微粒哲学》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微粒哲学。该书的出版者指出,波义耳的理论,虽然与伊壁鸠鲁的理论和笛卡尔的理论有类似之处,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崭新的假说,“是作者独有的,是根据日常观察、严密的论证和实验,以及精确且容易操作的化学过程提出来的。”(转引自〖4〗,p.467)marie boas指出,此言极是。波义耳在《形式和质料的起源》中提出的微粒哲学,是彻底的机械论,牢固地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论证周密详尽;波义耳想把《形式和质料的起源》做成微粒哲学的指南(〖4〗,p.467),想一劳永逸地确立地物质内在结构的原理。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可以概括如下:

1 微粒哲学的基础是普遍质料(universal matter),这是一种“广延的、可分的、不可穿透的”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乃是上帝赋予的。宇宙是一架自身包含运动的大机器,是一架“巨大的时钟”(〖4〗,p.486)。

2 物性不外乎“物质和运动”。“物质和运动”是所有东西的基本属性(primary qualities),“物体的两个最伟大的、最普遍的原理”(〖4〗,p.468)。这里可以看到微粒哲学与原子论的不同:对经典的原子论来说,运动是感觉、性质变更的原因,而在波义耳的粒子哲学里,运动就是“性质自身的起因”。托马斯•s•库恩研究指出 ,波义耳一方面大力批判各种“原子论”,一方面发展了这种理论,其最重要的就是加上了“运动”的概念(〖14〗,p.47)。“运动”在波义耳的理论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3 物质由大小、形状和运动各异的粒子构成。具有运动禀赋的物质,起初以粒子形态存在;这些粒子具有大小、形状和运动。虽然从理论上将粒子无限可分,但是,由于粒子细微又坚固,实际上是不可分的。这些细微的、坚固的、不可分的粒子,即第一自然质(prima naturalia),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组分。粒子结合生成原始凝聚体或簇状物(primitive concretions or clusters),虽然它们可以还原为第一自然质,但是,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表现为不可分解的单位,因而它们是可以检测到的最小粒子,是简单物体的基本化学组分。第一簇状物(primary clusters)之间相互结合,或者与第一自然质结合,即形成微粒(corpuscle),它们是物体的基本物理组分。物体的各种物理性质即是由微粒的大小、形状和运动决定的。

4 任何物体的现象和性质,均取决于微粒及其运动,并可以微粒及其运动来解释。波义耳将物体的性质分为四类(〖4〗,p.470):第一类是第一性(primary qualities),如热、冷;第二类是可感知性(sensible qualities),如味道、气味;第三类是第二性或化学性(secondary or chemical qualities),如流动性、稳固性、挥发性、溶解性;最后一类是隐秘性(occult qualities),如电性、磁性。波义耳认为,任何混合体的本性,都取决于组成该物体的组分,微粒或原始凝聚体;组分之间的大小和形状;更重要的是,给定时刻组分的运动状态。波义耳运用他的微粒哲学,对上述四类性质全都做出了合理的机械论解释(〖4〗,pp.469-484),不给那些隐秘的解释留下任何空间。

试以结合性(cohension)为例,看波义耳运用微粒哲学对物体性质的解释。

“关于物体的组成部分何以联合起来组成该物体的问题,人们曾信心十足地且合情合理地假定,物体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实体形式,这是物体的组成部分之构成物体所必需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之为物体。我的回答是,那些具有特定形状的组分,它们拼接配置,这样足以解释它们何以结合成物体,而无需借助于实体形式这种东西来解释。”(〖4〗,p.474)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主要体现在《形式和质料的起源》一书中,但在《怀疑的化学家》中也不无阐述。我们来看《怀疑的化学家》中的两个命题。波义耳所讲的“命题”,相当于公理,它们是“明晰的命题,对于这些命题,我不作任何保证”。(〖3〗,p.33;〖2〗,p.29)

命题1 在结合物最初形成之时,普遍质料——结合物以及宇宙中其他物体均由它们所构成——实际上是那些被分割成了大小、形状和运动方式各异的细小微粒。此观点似乎并不荒谬。( 〖2〗,pp.30-31;〖3〗, pp.33-34,此处译文与中译本上的译文有所改动。——刘立注)

命题2 在细小微粒中,那些极小且相邻的微粒在各处联结成细小的团状物或簇状物,并且正是通过这些团状物或簇状物之间的结合,形成了大量的第一(primary)凝结物或团状物,它们很难再分解成组成它们的微粒。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2〗,pp30-31;〖3〗,pp.34-35 ,此处译文与中译本上的译文有所改动。——刘立注)

波义耳对第一个命题作了的如下说明:

要证明微粒的存在,有两个途径:一是可以看物体的生长、、滋养和毁灭,二是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这些微小的粒子;或者看结合物(complex bodies)分解后的生成物;或者采用炼金术士的火术,对结合物进行操作。通过这些途径,“似乎足以表明,结合物的组成部分极其微小,而且具有不同的形状。”(〖3〗,p.34;〖2〗,p.30)。波义耳指出,伊壁鸠鲁(epicurus)或摩西(moses)是微粒概念的滥觞。伊壁鸠鲁证明,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由于内在的原因在虚空中运动不息;关于摩西,据波义耳讲:

“伟大而明智的万物创造者并不是直接创造出那些植物、兽类、鸟类及其他生物,而是利用原先就存在着的、虽然也是被创造出来的物质造出来的,他将这些物质称为水和土,是他使我们能够设想这些新的凝结物赖以形成的组成粒子,被置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从而使得它们能够联结起来,以种种结合方式和结构,组成它们所要组成的物体。”(〖3〗,p.34;〖2〗,p.30)

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还谈论了微粒的结合方式,如:

“在我看来,物体的各个微小组分只是通过相互接触和依附聚在一起,然而,也有极少数的物体,其微小组分是极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应将这种紧密结合归之于何种原因,我们尚不清楚。”(〖3〗,p.92;〖2〗,p.87 )波义耳提出了几种猜测,如甲粒子可能“钻入”乙粒子;或甲粒子与乙粒子发生极为紧密的结合,以致于火,或者其他不无效力的化学工具,都不能将它们分开。

波义耳指出,即使元素也是由微粒组成的,而且元素远不止三五个:

“如果我们姑且认为下述假定是合理的,这一假定我就像我当时曾作过的假定一样,是说一种元素是由彼此完全相同的众多的微粒构成的,而这种微粒又是由质料的极其微小的粒子所构成的某种微小的第一凝结物组成的。那么,我们设想第一聚集体的种数可能远远不止三个或五个便绝无荒谬可言。因此,我们便无须假定,在我们所谈论的每一复合物中,都恰好能够找出三种如上所述的原始凝结物。”(〖3〗,p.103 ;〖2〗,p.96)

波义耳在明确抛弃元素概念后写道: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造物主只须以各种方式对那些被认作是结合物的物体的微小部分施行改造作用,即可以令这些物体相互造成它们自己,而勿须将质料化作那些所谓的简单物质或均匀物质。”(〖2〗,p.224;〖3〗,p.238)

波义耳相信元素“嬗变”,即一种元素可以变为另一种元素。嬗变被认为是炼金术的思想“残余”,可是波义耳为什么要相信金属嬗变,甚至相信世间任何一种物质,都可是变成任何一种另外的物质?波义耳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且实验在当时化学家的心目中,还没有重要到超过“哲学”的地步。波义耳的结论,恰恰是由他的微粒哲学提出来的:既然万物由粒子组成,粒子的排列结构当然决定性地构造了万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义耳不同于他同时代化学家的地方。一方面,波义耳是他那个时代化学家的一员:相信嬗变,即使没有实验依据也相信这一先验的结论;但他又不是这时代化学家的一员:他对嬗变的建立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微粒哲学”之上的。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影响很大。牛顿是波义耳的一个坚定的追随者,他仔细认真地攻读波义耳的著作,深受波义耳微粒哲学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波义耳的化学思想,当然他后来也发展了波义耳的理论,如关于吸引力的观点(〖4〗,pp.505-520)。牛顿的化学研究和物质理论在《疑问31》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主要内容是对物质本性的沉思、揣想和假说,托马斯•s•库恩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牛顿从“微粒说”的观点对化学现象进行解释。17世纪最流行的化学教科书《化学教程》 对化学现象的解释,也采取了微粒哲学的观点。

17世纪的化学家假定,组成物质的微粒,上面带有“钩”、“环”、“孔”,以及类似锁匙锁眼的结构,这些微观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粒子,亦即不同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比如酸,被认为是带有针尖的微粒构成的。何以知之?以舌尝任何一种酸,即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正如皮肤被任何尖锐的东西刺痛一样。再如,甲物质能与乙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不能与丙物质发生类似的反应,这是为什么?因为甲物质的微观结构与乙相合,而不与丙相合,一如一把钥匙可以开一把锁而不能开另一把锁一样(〖14〗,pp.41-42)。

波义耳运用机械论哲学(微粒哲学)研究化学,使得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变成了机械论化学,进入了自然哲学的主流。

5 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新理解

波义耳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他了解化学家(广义的,包括炼金术士、医药化学家)的工作,并亲自从事化学实验;另一方面,他了解最新的自然哲学即机械论哲学,并创立了微粒哲学。这样的人在17世纪寥寥无几,是波义耳架起了化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促进化学家和机械论哲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t•s•库恩高度评价波义耳的工作,说:波义耳所做“仅此二端”:“粒子哲学”和“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来发展“哲学”,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还说,波义耳“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而是一个极大限度地发展了化学的概念体系,使之与他当时的科学思潮主流相协调一致的人。”(转引自〖14〗,p.47,p.48)

marie boas研究指出,波义耳工作的一大创新是,他不仅证明了化学对医药和实用技艺是有用的,而且证明了化学对自然哲学也是有用的;波义耳利用化学来阐述自然哲学,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做法;波义耳从机械论哲学的观点解释物体的化学性质,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波义耳可能是第一个把化学当作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来处理的人(〖4〗,p.493,p.494,p.497)。

westfall也有类似的观点:波义耳通过将化学机械化,成功地拆除了阻碍化学进入自然哲学领域的壁垒(〖7〗,p.19)。“机械论化学确实取得了一个成就。它把化学引进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十七世纪肇始时,化学一般不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玄妙的秘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为医药服务的技艺。但是,在史七世纪结束之际,化学家在欧洲科学组织中占有令人尊敬的席位。毫无疑问,机械论化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械论化学用科学共同体可以接受的术语讲述化学,使化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8〗,p.81)

综上所述,波义耳将机械论哲学应用到化学研究,创建了机械论化学,把化学带到了自然哲学的领域,并随着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型而成为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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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_其他哲学论文 第八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新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理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动摇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基础,导致了物理学危机。当时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囿于机械论的自然观,看不清物理学发展的形势,只是企图在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修补,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当中,对物理学发展形势看得最为清楚的是法国数学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他于1905年明确提出了物理学危机,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和论述。他认为,物理学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预示着一种行将到来的变革, 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他正确地指出,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使力学让位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他一再肯定经典理论的固有价值,尖锐地批判了“科学破产”的错误观点。他还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景,对科学的前途满怀信心。彭加勒之所以对物理学危机持有基本正确的见解,除了他对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有清晰的了解外,也和他的哲学思想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有关。虽然他的哲学前提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有关论述也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之处。本文扼要地列举、了彭加勒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科学哲学思想,认为在哲学上也不能对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即使在今天看来,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可是,长期以来,他的基本观点却普遍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曲解。在苏联和我国出版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著中,彭加勒竟被描绘成在现代科学史上兴风作浪的反面人物。WWW.meiword.cOm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引用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论述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的全部论据,并且漫无边际地加以“引申”和“发挥”。事实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有关引文并没有全面反映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风,本文试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彭加勒的原著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

本文也了物理学危机的实质,认为物理学危机主要是物理学本身的危机,这是根本的一面;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则是由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派生出来的。断言危机不是发生在物理学问题上,仅仅发生在哲学问题上,以及在哲学方面只强调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所引起的危机,而忽略机械观面临的全线崩溃的危机,都是过于片面的。

[目 录]

一、 物理学危机的产生

二、 物理学家对危机的反应

三、 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四、 一些颇为流行的误传和谬说

五、 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关论述的

六、 为什么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会持有基本正确的见解

七、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物理学领域内,一系列新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理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暴露了经典概念之间的裂痕,从而严重地动摇了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导致了物理学危机。彭加勒(h.poincaré,1854~1912)在本世纪伊始第一个明确指出了物理学危机,并对它进行了全面的和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彭加勒的看法也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物理学发展的规律的。可是,长期以来,他的基本观点却受到普遍的误解和曲解。尤

其是,在前苏联和中国内地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学习辅导材料以及有关的哲学和自然辩证著中,彭加勒竟被描绘成一个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无中生有的反派角色,背上了破坏物理学革命的罪魁祸首的恶名。这个问题实有澄清之必要。

一、物理学危机的产生

1687年,牛顿( i. newton,1642~1727)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在他的这部巨著中,把伽利略(g. galilei, 1564~1642)所揭示的“地上的”物体运动规律与开普勒(j. kepler,1571~1630)所揭示的“天上的”星球运动规律统一起来,建立了牛顿力学。牛顿力学以其理论体系之完美和实用威力之强大,在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在牛顿以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

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对后来物理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牛顿力学被顺利地由质点推广到刚体和流体,并逐渐发展成为严密的解析形式,而且光学、热学、电磁学也

于19世纪先后在牛顿力学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现实情况使得物理学家们深信,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自然现象都能够用力学来描述,只要给出系统的初始条件,就可以毫无遗漏地把握过去,预见未来。这样,牛顿力学被视为科学解释的最高权威和最后标准。而且早在18世纪,就流行着想把一切都归结为力学运动的狂热。甚至直到19世纪末,力学自然观在物理学家中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例如开耳芬勋爵(lord kelvin,即williamthomson,1824~1907)在1884年宣称:“在我没有给一种事物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之前,我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如果我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模型,我就能理解它,否则找就不能理解。” 汤姆逊(j. j.thomson, 1856~ 1940)的言论代表了一代物理学家的思想。他在1888年说;“一切物理现象都能够从力学的角度来说明,这是一条公理,整个物理学就建造在这条公理之上。” 1894年,赫兹甚至在批评牛顿力学有关基本慨念的著作中还坚持认为:“把一切自然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力学定律是物理学的课题,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一致的。”

的确,自1687年以来,物理学200年间基本上是在牛顿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了经典物理学的严整理论体系,几乎能说明所有已知的物理现象.当时,许多物理学家踌躇满志,他们以为宇宙秘居扃,无不尽辟,后人只要继守先人之遗业,稍加雕饰就可以了。80年代初,当普朗克(m. planck,1859~1947)表示决心献身理论物理学时,他的老师、著名的德国实验物理学家约利(p. von jolly, 1809~1884)规劝他说:“年轻人.你为什么要断送自己的前途呢? 要知道,理论物理学已经终结,微分方程已经确立,它的解法已经制定,可供计算的只是个别特殊的情况.可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一事业,值得吗?” l894年,另一位未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密立根(r. a.millikan,1868~1953)也受到类似的忠告。当时与他同宿舍的从事社会学和学研究的同学告诉他:“物理学已经僵死了”,“没有搞头了”,希望他能转到社会科学这一“新颖的”、“活生生的”领域。 迈克耳逊(a. a. michelson 1852~1931)在1894年的演说中甚至公开宣称:“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六位中去寻找。”据说,这句话大概是开耳芬勋爵早先讲过的。

正当物理学家怡然自得之时,一些实验事实却在他们心头暗暗地投下了阴影。1887年,迈克耳逊和奠雷(e. m. morley,1836~1923)通过精密的实验,发现在地球和以太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对运动,从而否定了较为流行的菲涅耳(a.j.fresnel,1788~1827)的静止以太说。” 但是,静止以太说不仅为电磁理论所要求.而且也受到早先的光行差现象和菲索(a.fizeau,1819~1896)实验的支持。这样,作为光现象和电磁现象传播媒质的以太这一力学模型在性质上就难以自圆其说,光学和电磁学的力学基础于是面临着动摇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斐兹杰惹(g. f. fitzgerald,1851—1901) 和洛伦兹分别于1889年和1892年提出了收缩假设。根据这—假设,物体在运动方向的缩短恰恰抵消了地球相对以太运动时所引起的干涉条纹的位移。洛伦兹认为,这种收缩是一种真实的动力学效应。因此,物体在运动时,它的密度就会因方向而异,透明体理应显示出双折射现象。可是,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1842 ~1919)1902年做了实验,并未发现预期的结果。

经典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新的实验事实,即所谓的反常现象接踵而至,气体比热的实验结果也与能量均分定理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9世纪中叶,玻耳兹曼(l. boltzmann,1844 ~1906)和麦克斯韦提出的能量均分定理能够解释许多现象.对于常温下的一般固体和单原子气体的比热,也能给出比较满意的答案,但是对于双原子和多原子气体,实测的定压热容量与定容热容量之比显著地大于理论计算值。连吉布斯(j. w. gibbs,1839 ~1903) 也不得不承认:“众所周知,理论要求双原子气体每个分子有六个自由度,在我们的比热实验中,我们发现不能多于五个。的确,人们正在一个不牢靠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在19世纪最后10年,开耳芬、瑞利、彭加勒等人都对这个课题进行过细致的。

但是,总的说来,当时的物理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实验事实的巨大意义.就连迈克耳逊本人对自己的实验结果也大失所望,他称自己的实验是一次“失败”,以致放弃了原订的计划,不愿再进行长期观察了。他觉得自己的实验之所以在历史上有意义,是因为设计了—个精密的干涉仪。 其他人对这个实验也感到迷惑不解和郁郁不乐。洛伦兹1892年在给瑞利的信中说:“我现在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矛盾。不过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不得不抛弃菲涅耳的理论,……我们就根本不会有一个合适的理论了。”洛伦兹疑虑重重地问道:“在迈克耳逊先生的实验中,会存在一些迄今仍被看漏的地方吗?”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气体比热的反常现象也茫然无措。瑞利这位经典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在1900年虽然认为,人们所而临的基本困难“不仅仅与气体运动论有关,而且确切地讲,涉及一般动力学”,它破坏了根据能量均分定理进行“计算的简单性”。然而,瑞利却坚持认为:“似乎所希望的东西就是避免破坏关于能量均分这一普遍结论的简单性。” 开耳芬勋爵1900年4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讲演中,曾称上述两个疑难为“在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的乌云” 。

开耳芬毕竟把物理学的天空看得过于晴朗了。其实,当时物理学的天空井非只有“两朵乌云”,早在他讲演之前,就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事实上,在19世纪末,光电效应、黑体辐射、原子光谱等实验事实也接二连三地和经典物理学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实际情况比我们所述的还要广泛,还要深刻。

物理学危机可以说是从1895年之后真正开始的。特别是由于放射性的发现和研究,有力地冲击了原子不可分、质量不可变的传统物质观念,摇撼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就连那些顽固坚持旧观点的人,也无法反对大量确凿的实验证据,至多只能抱一种走着瞧的态度。

1895年1月8日到12月28日,伦琴(w. k. rötgen,1845~1923) 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实验室研究阴极射线时发现了x射线。这种射线具有惊人的穿透能力。伦琴断定:“x射线和阴极射线不是一种东西,x射线是由阴极射线引起的,是在放电装置的玻璃管壁上发生的。” 由于这种实验装置当时在欧美各国百余处都是现成的,加之x射线又具有奇异的性质和医疗上的价值,因此伦琴的发现不仅引起了惊讶,而且产生了轰动。美国报纸报道了这一发现的急电后,在短短的48小时内,至少就有六个x射线装置在各处实验室内安置起来。在伦琴公布其发现的头一年内(1896年),在世界至少制造了32种不同型号的伦琴管,西方国家还接纳了一整批专利。而且,以x射线为内容的小册子不下50种.论文超过1000篇。 一种新发现能够引起如此迅速而强烈的反响,在科学史上实属罕见。

x射线的发现,打开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随后,一系列冲击经典物理学理论基础的新发现纷至沓来。贝克勒尔在彭加勒的建议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他于1896年3月1日意外地发现,放在铀盐下的没有曝光的照像底片异乎寻常地发黑。起先,他以为这是在磷光现象中产生不可见射线的寿命要比物质发出磷光寿命长的缘故,直到5月,他才清楚,铀的存在是产生这种射线的主要因素。

紧接着在1897年,英国的j. j. 汤姆逊和荷兰的塞曼 (p. zeeman,1865~1943) 各自证实了电子的存在。这年4月30日,汤姆逊在英国皇家学会宣布:阴极射线是由比原子小的带电粒子组成的。他用两种方法 (量热法和电磁偏转法)测定了阴极射线的荷质比,其值远比离子的荷质比小。汤姆逊根据阴极射线的平均自由程断定,这只可能是由于阴极射线粒子的质量比普通分子的质量小得多的缘故。他明确指出:“在阴极射线中,物质以某种新的状态存在着”,“处于这种状态的粒子就是构成一切化学元素的材料”。 塞曼在洛伦兹的指导下,根据他1896年发现的塞曼效应,也于1897年报告了他的测量和计算值。 后来,汤姆逊采纳了斯托尼(g. j. stoney,1826~1911) 1874年提出的建议,把这种带负电的粒子命名为“电子”。

自贝克勒尔1896年的发现之后,放射性的研究进展不大。贝克勒尔本人也认为,对铀射线的了解已比x射线还耍透彻,因而没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1898年初,居里夫人(marie s. curie,1867 ~1934)以敏锐的眼力穿透迷雾,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她猜想,铀射线就是铀原子本身发射出来的;是否还有像铀一样的其他放射性元素呢?她与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合作,发现钍也具有放射性,接着又发现了放射性更强的新元素钋和镭。1879年他们还注意到,如果把钋或镭的化合物与磷光物质叠在一起,磷光物质便能持续发出微光,可是外界并没有给它提供能量。不幸,由于居里夫妇受到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实证主义和唯能论思潮的影响,他们不仅过于谨慎,而且事先就倾向于一种毫无结果的热力学模型。他们错误地认为,放射性物质的射气不是普通的物质,而是一种能量。 使他们在放射性

本质的研究中未能取得突破。

相反,当时在加拿大工作的卢瑟福(e. rutherford, 1871~1937)从1899年开始研究放射性时就认为,射气是物质的和粒于性的。他通过实验发现,铀射线是由α射线和β射线组成的。他和索迪(f. soddy, 1877 ~1956) 在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射气和淀质时,还发现了放射变化的指数规律。从1902年9月起,他们两人先后发表了四篇论文,提出了元素嬗变理论。1903年3月,居里等人发现了镭的热效应。卢瑟福等人也在1904年2月测定了溴化镭和纯镭的热值。

元素嬗变理论的提出和镭的热效应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了轰动,从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起到1902年10月31日止的七年时间,在英国《自然》杂志的索引中,论述放射性的文章总共才有60篇左右,在随后的两年内,同类的文章猛增到260篇。卢瑟福1904年出版的《放射性》一书,除列举了五位知名人士外,还提到了大约65个人的名字。当时,各种报纸和普及杂志也充满了报道放射性新发现的大字标题。彭加勒曾把镭誉为“当代伟大的革命家”(vs,p.180)。密立根于1904年初写道:“古代炼金术家的梦想成为现实了。对于放射性元素来说,全部都缓慢而自发地嬗变为别的元素。” 这一系列纷至沓来的新发现不仅动摇了

整个物理学大厦的基础,而且也震撼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力学自然观,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物理学危机。当时在科学界和哲学界,有人盲目乐观,看不清物理学面临的大变革形势。有人千方百计地“保全现象”,妄图把新事实强行纳入旧理论框架之内。也有人悲观失望,认为作为真理源泉,作为知识存在形式的科学破产了,与理智和理性方法极不相同的其他方法,如神秘的感觉,是合理的。

二、物理学家对危机的反应

在世纪之交,物理学家对危机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当时的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没有觉察到物理学危机,至少是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们依然坚信经典力学的理论框架“是整个理论物理学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所有其他科学分支赖以产生的根源”。 “谁也没有想过,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在德国柏林,物理学家甚至认为,把每一种物理现象化归到经典力学的基础上才是现代化方法。” 这些物理学家把经典的基本概念珍藏在“‘绝对的东西’或‘先验的东西’的珠宝箱”内,宣称它们是“根本不可改变的”。当具有革新精神的物理学家企图变革它们时,这些人“就会发出严厉的,并且抱怨说,这是对最神圣遗产的革命的威胁”。

英国科学界元老开耳芬没有觉察列物理学危机。他只是认为,物理学的发展不过是遇到了几个较为严重的困难而已,这些困难能够通过适当的方法逐一加以解决,而无须触动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因此,他对于动摇这个基础的新实验和新理论往往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站出来反对。对于x射线的发现,他竟宣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对于镭的热效应的发现,他甚至不顾自己早年为之作过巨大贡献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硬说热能是从周围得到的。他竭力反对元素嬗变理论,理由是该理论与原子的词源(原子在希腊语中意味着不可分)相矛盾。 1906年8月,开耳芬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时代》杂志向元素嬗变理论挑战,他断言,嬗变理论是为了解释镭的性质而巧妙捏造出来的,镭产生氮并不能证明原子嬗变,因为镭原子中本来就含有氮。开耳芬不承认太阳的能源来自元素转化,他把能源归因于万有引力。 开耳芬始终迷恋以太的力学模型,他在逝世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还宣读了一篇论述以太的文章,表示赞同“空间中每立方毫米的宇宙以太其质量为一千吨”的观点。

引起所谓“紫外灾难”的黑体辐射问题,本来大大加剧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可是,就连当时深深卷入这个问题的维恩(w. wien, 1864~1928)、瑞利、洛伦兹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他们力图在经典理论的框架内解决难题,因而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甚至连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危机。因此,他的开创性的工作不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为了从理论上推导出辐射的经验公式,他不得不引入熵与几率的关系式和量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不过是“孤注一掷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对它想得太多”。当时,他恐怕根本不可能理解到自己的发现是“牛顿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就这样,普朗克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后便开始犹豫彷徨,他怀疑自己的推导可能有某种缺陷,竭力设法把量子论与经典理论调和起来。1911年,他撤回了自己1900年的部分观点,认为量子只在发射电磁辐射时才是量子过程,而吸收则是连续的。到1914年,他完全收回了1900年的观点,认为不仅吸收,而且连发射也是连续的了。普朗克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我企图设法无论如何也要把作用量子纳入经典理论的范畴里,结果总是枉费心血。我的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持续了好多年,我的许多同事都认为这近乎是一出悲剧。” 普朗克造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明确认识到经典物理学的危机.至于维恩、瑞利,直到1905年还不同意量子概念,洛伦兹在1908年的罗马演讲中也表示难以接受普朗克的理论。

在玻耳兹曼看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危机。玻耳兹曼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国际会议的讲话中表示,问题在于哲学错误而不在于科学研究的不可矫正的缺点。物理学的迅猛发展清楚地表明,错误在于把研究某些普遍特征的问题,如因果性的本质、物质和力的概念等任务托付给哲学了,而哲学在阐明这些问题时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玻耳兹曼认为,反对哲学的斗争是使物理学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因而他十分激烈地进行了这一斗争。玻耳兹曼是一位坚定的机械唯物论者,他所反对的当然是一些与之相对的哲学流派。当时,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另外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例如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 1853~1932)宣称,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而临着危机,要消除这种危机,只能借助于物质消失的哲学见解,把实体的属性让给能量。皮尔逊(k. pearson,1857~1936)也声称,“当前的危机实际在于”,“人们把物质看做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现在似乎很显然,电必定比物质更为根本。”皮尔逊由此得出结论:“渴求给每一个概念都赋予客观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玻耳兹曼坚决反对唯能论和唯心论,但是他的做法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大成效,因为作为他的战斗武器的机械唯物

论也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他又断然否认物理学本身存在危机.这就使他无法对症下药。因此,玻耳兹曼虽然早先为经典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世纪之交物理学的大变革时期,他却看不到变革经典理论及其基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未能对已经出现的物理学革命的形势提出有预见性的见解。

1905年之前,爱因斯坦(a. einstein, 1879~1955)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青人,他不可能有多少言论和文章公之于世。但是,从他后来的追忆以及别人所写的有关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爱因斯坦在世纪之交对物理学危机具有深邃的洞察和独到的见解。在前人的实验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爱因斯坦看到物理学危机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力学和电动力学两种理论体系之间严重不协调。在这方面,他认为消除危机的出路是:摆脱居统治地位的教条式的顽固,摈弃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就能为整个物理学找到一个可靠的新基础。其二是由于普朗克对热辐射的研究而突然使人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这就好像地基从下面给挖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也看不到能够进行建筑的坚实基础了。” 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透过一些实验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进一步观察到经典物理学理论基础,即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的危机。因此,他渐渐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可能性感到绝望了”,他确信,“只有发现一个瀑布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 由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危机和摆脱危机的出路具有真知灼见,因此他能够以破竹之势,于1905年一举在上述两方面取得划时代的突破,全面打开了物理学革命的新局面,使物理学有可能消除危机。

三、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与几乎所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不同,彭加勒在物理学新实验与旧理论尖锐冲突的新时期,敏锐地觉察到物理学危机.他在20世纪头些年出版的几本科学哲学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尤其是1904年9月24日,他在美国圣路易斯国际技艺和科学会议上,作了题为“数学物理学的现状和未来”的讲演,更为明确、更为系统、更为深刻地论述了物理学危机。这篇讲演后来收入《科学的价值》中,成为该书的第七、八、九章(vs, pp.170~211)。

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这样写道:“数学物理学存在着严重危机的迹象”(vs, p.171),“不仅能量守恒定律成问题,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同样遭到危险,正如在它们相继受到审查时我们将要看的那样”。(vs, p. 180) 在“数学物理学当前的危机”一章(vs, pp.180~199)中,彭加勒列举并了新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五个基本原理的矛盾。他指出,卡诺(s. carnot,1796~1832)原理,或能的退降原理告诉我们,运动能因摩擦而转化为热,热却不能全部转化为运动。但是,古伊(l. g. gouy, 1854~1926) 通过深入研究布朗运动发现,微粒愈小,运动愈活泼,并且该运动不依赖于外部能源而能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在布朗运动中,运动因摩擦而转化为热,反之,热也能毫无损失地转化为运动.“这与卡诺原理相反”,该原理“已眼看着处于危险之中”。相对性原理虽然受到电磁理论的冲击,但它“已为日常经验所证实”,并且“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印进人们健全的感觉中,而现在却受到了非难”。因为迈克耳逊实验虽然支持相对性原理,但是洛伦兹为了调和该原理与电动力学的矛盾,提出的当地时间和长度收缩等辅助假设也难以解释其他实验事实。按照电子论,两个电子之间的作用只能以有限的速率传播,不可能同时进行,因此牛顿原理,或作用与反作用原理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由于亚伯拉罕(m. abraham, 1875~1982)的计算和考夫曼(w. kaufmann,1871~1947)的实验,拉瓦锡(a. l. lavoisier, 1743~1794) 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也“失去其正确性”。考夫曼的实验“结果如果确定,就会产生全新的力学”。迈尔(j. r. vonmayer, 1814~1878) 原理,或能量守恒原理也与镭源源不断地放出能量这一事实相违背。拉姆塞(w. ramsay, 1852~1915)力求证明,镭虽然储藏有大量的能,却也不是无穷无尽的。由于镭嬗变的耗尽期需要1250年,因此,尽管迈尔原理“似乎更为牢固”,但在“等待此日到来之时,我们的疑虑仍然存在”。

彭加勒的上述大体反映了当时物理学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说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需要重新受到实验的审查和裁决。固然,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衡量,他的不见得完全妥当,而且遣词用语也并非都是十分确切的。但是,彭加勒的论述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把自然科学革命污蔑为‘危机’” 。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物理学界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合理的答案。例如,对于镭持续放出热量而质量并未觉察出有什么变化的现象,许多物理学家都迷惑不解,这似乎与能量守恒原理不相容。彭加勒对质量守恒原理的怀疑也出自实验事实。考夫曼在1901年测定镭射气的荷质比时发现,由于射气的速度接近光速,其表观质量比真实质量显著变大。1902年,考夫曼采纳了亚伯罕刚性球电子假设。他用实验证明,电子的质量完全是电磁质量,其机械质量为零。更为重要的是,考夫曼得到了电子的质量依赖于速度的证据(考夫曼的计算有错误,1908年有人指出了这一点)。爱因斯坦在190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质能关系式,并且指出物体的质量是它所含能量的量度。但是,彭加勒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些论断,而且这些论断也未立即得到实验证实。这

样,彭加勒从已知的事实出发,对这两个原理提出质疑,本身是十分自然的,根本谈不上“别有用心”和“污蔑”。

正由于彭加勒看到了旧原理的危机,因此他迫切地感到,物理学“有必要重新建设”(vs, p.209).但是他告诚人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得出结论,科学编织的是珀涅罗珀的寿布 ,它只能以短命的结构出现,这种结构不久便不得不被科学自身之手彻底加以拆毁。(vs, p. 209) 彭加勒反复强调下述观点:科学是有继承性的,新原理的出现并未全盘否定旧原理,旧原理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在有效适用范围内还有其实用价值。彭加勒写道:“科学的进步似乎使得过去牢固建立起来的、甚至被视为基本的原理处于危险之中。可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它们是不可挽救的。即使它们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但也能够经过修正而继续有效。”由于科学日新月异地发展,其面目已经大为改观,“以至于一般人已无法辨认了。但是在行家看来,总是能够迫寻到数世纪之前工作的踪迹”。彭加勒断言:“旧原理为新原理之祖,旧原理的发现并非劳而无功。”(vs, p.8)“在今日的科学之中,我们还能够看到父辈们所描绘出的梗概的一般特性。”(vs, p. 120)正因为旧原理“还是有用的”,所以彭加勒指出:“应该有必要为它们保留一席之地。假若要完全排除它们,就会使我们失去宝贵的武器。”(vs, p.210)因此,说彭加勒“否认怀疑物理学旧原理的客观价值” ,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彭加勒提出物理学危机,就意味着他断言“科学本身崩溃了,科学原理崩溃了”,“自然科学家坚信不移的全部真理也毁灭了”。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彭加勒曾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彭加勒这样写道:“外行人看到科学理论井非一贯正确而惊恐万状,在经过一些年代的繁荣兴旺之后,他们看到这些理论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他们看到残垣颓壁,层层废墟。他们预见,今天风靡一时的理论不久将不得不走向它们的反面,因此他们断言,这些理论是绝对无用的。这一切就是他们所谓的科学破产。”彭加勒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这种怀疑是肤浅的。他们全然没有考虑到科学理论的目的和作用。要不然他们就会明白,这些废墟也许还有某些用处。”(sh, p. 189)在1903年,彭加勒在巴黎理工学校校友会发表讲演时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并没有破产,破产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周围经常反复出现的绝望哀叹声是极其靠不住的,尽管如此,它还是一种灾难。”

彭加勒也不像有入所想像的那样,在“哀叹”物理学危机的到来 。事实上,彭加勒认为,物理学危机并非凶兆,而是吉兆。它表明物理学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这种看法在当时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为了消除人们不必要的忧虑,彭加勒指出,物理学危机预示着“一种行将到来的变革”。他劝告大家,尽管危机是严重的,“然而不必太担心,病人 不会因此而死亡,我们甚至可以期望这场危叽将会有益于健康,因为过去的历史似乎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事实上,这场危机不是第一次。”(vs, p. 171)彭加勒接着在“数学物理学的历史”一章中回顾了物理学所走过的历程。他认为,中心力物理学是数学物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但

是,中心力的概念后来不足以说明新的事实而引起了危机,于是我们不得不舍去旧的见解。这样,物理学便逐步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原物理学阶段。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能说第一阶段已经毫无用处了吗? 我们能说科学在50年间误入歧途了吗?我们能说往昔的千辛万苦偶因一念之差,终成千里之谬,于是可以付之东流吗?”彭加勒断言:“世界上决没有这样的事。”他进而反问道:“没有第一阶段,你难道能设想会进入第二阶段吗?”(vs, p. 178)在彭加勒看来,当时原理物理学所面临的危机将导致数学物理学进入第三阶段。他根据历史的经验预言,第三阶段“将是相同的过程”,“因为我们已经度过了一次同样的危机”。彭加勒形象地比喻说,物理学的这种进化“正如甲虫脱壳一样,撑破了它狭小的外壳,换上下新的表皮,在新的表皮之下,人们能够认出甲虫保留下来的机体的本质特性”。(vs, pp.209~210)尽管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未必确切,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却是可取的。有人在批判彭加勒时说:“物理学革命是好事,是正常现象,而危机则是坏事”,“是科学发展的不正常现象,是科学发展的病态,它影响科学的正常发展。” 显而易见,这种科学史观远远不及彭加勒的高明。

彭加勒不仅深谙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对它的未来也具有惊人的预见能力。在“数学物理学的未来”一章中,彭加勒写道:“也许我们将要建造一个全新的力学,我们已经成功地瞥见到它了。在这个全新的力学内,惯性随速度而增加,光速会变为不可逾越的极限。原来的比较简单的力学依然保持为一级近似。因为它对不太大的速度还是正确的,以致在新力学中还能够发现旧力学。”(vs, p. 210)彭加勒面对物理学危机并未忧心忡忡,悲观失望;相反,他对科学的前景是满怀信心的。他说:“原先已知的现象被越来越好地分门别类,但新现象也来要求它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有了“阴极射线、x射线、铀射线和镭射线。这里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还不知要有多少不速之客将在这儿寄宿呢?”(sh, p.209)彭加勒满有把握地断定:“纵然我们的眼界有限,但是并非偶然的、十分诱入的希望依然存在。过去的收获既已不少,可以确信,未来的收获将比过去更多。”(vs, pp. 168~169)

综上所述,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第一,他敏锐地觉察到,由于新实验与旧原理的尖锐冲突,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第二,他认为物理学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危机能加速物理学的根本变革,是物理学进入新阶段的前兆。第三,他指出,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第四,他一再肯定旧理论的固有价值,认为它们在其有效适用范围内还是大有用处的,并且旗帜鲜明地批判了“科学破产”之类的错误观点。第五,他预见到新力学的大致图景,对科学的前途表示乐观。彭加勒在为他的《科学与假设》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物理学危机预示着物理学处于“革命的前夜”,处于“一个更为重要的时刻”。 彭加勒的上述基本观点及其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有关见解,即使在今看来也还是有意义的。这充分表明,他对世纪之交物理学形势的洞察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多数的物理学家。

四、一些颇为流行的讹传和谬说

长期以来,在那些连篇累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学习辅导材料以及有关论著中,许多人对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以讹传讹,普遍表现出极不公正的误解和曲解。在已出版的书刊中,凡是提到物理学危机的,几乎千篇一律地认为,彭加勒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是主张怀疑论的,他本身就是物理学危机的一种表现”。 彭加勒的看法“根本违背科学事实”,它“是如此武断和荒唐,以致连彭加勒本人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 “彭加勒在物理学新发现面前的表现是非常突出,非常恶劣的。”“彭加勒对物理学新发现的歪曲表现了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的垂死挣扎。”

在上节论述彭加勒的基本观点时,已顺便涉及了一些人的错误论断。为了澄清这类长期以来似乎被认为是定论的误解和曲解,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论述和。人们对彭加勒基本观点的误解和曲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本来,物理学危机是一个历史事实,是物理学革命的前奏,并不是哪个人能随意捏造出来的。彭加勒指出了物理学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是有益的,这正是他眼光明睿的表现。但是,这却被一些人当成了他的弥天大罪。他们用“叫嚷”、“胡说”、“哀鸣”、“叫嚣”一类词语描述彭加勒讲出物理学危机这一客观事实。在他们看来,物理学是“极其迅速地发展着”,根本“谈不上什么‘危机’”。 所谓危机,只不过是“对物理学急剧发展的歪曲” ,是“唯心主义者捏造出来的” 。物理学“本来是一派繁荣景象”,却被彭加勒“说成是‘危机’” 。在彭加勒的眼里,“物理学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废墟;不是在前进之中,而是在‘危机’之中。”

其次,还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说什么彭加勒认为旧原理已毫无价值,应该统统抛弃。例如,有人说,彭加勒认为“旧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完全趋于土崩瓦解了” ,“古典物理学的原理都完蛋了” 。“彭加勒叫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物理学也跟着毁灭了” ;“彭加勒认为,物理学原理的‘普遍毁灭’造成了物理学的危机,从而把人们带进一个‘怀疑时期’”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基本上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原则,但在和领域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在环境和学术气氛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内,有关人士本着实事求是、学术自由的精神,主持公正,发表了我的非传统的学术观点 。接着,少数书刊对我的观点作了较为客观的介绍和评论。 但是,传统的观念和历史的惰性还是十分强大的,人们依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断章取义引用的那几句片言只语,说什么彭加勒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 也有人不满足于这样的重复,还要凭主观想像加以“阐释”,只不过不像从前那样用尖刻的语言讽刺、挖苦或谩骂了。例如,有人说,彭加勒作出了“科学破产”的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结论,暴露了他的“反科学的本质”。 有人说,“彭加勒由于不懂辩证法,却把人类科学认识的前进惊呼为‘危机’”。 有入说.彭加勒“捏造了‘危机’的事实”.“提出所谓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谬论”。“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物理学革命的态度就与彭加勒相反。认为物理学领域中的变革不是什么危机,而是一场革命,……” 当然,还有个别人物嗅觉敏锐,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有机会就故伎重演,挥舞“革命大批判”的加帜,给我乱扣帽子。 由于这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我无暇亦无兴趣理会他们,只在这里捎带着记录在案,让历史的巨浪去淘沙。

只要把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和上述流行的看法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人们对彭加勒基本观点的误解和曲解是多么严重,对彭加勒本人的偏见是多么厉害。这些流行的看法不仅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是是非颠倒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在于持有这些看法的作者都毫无例外地人云亦云,把在《唯批》中所引用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论述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的全部论据,并且漫无边际地加以“引申”和“发挥”,而不屑于去查阅一下彭加勒的原著。值得注意的是,彭加勒论述物理学危机的《科学的价值》以及其他两本有代表性的著作,早在本世纪初叶就已出版了中译本。在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中,竟会出现如此情况,这不能不令人深省。

五、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有关论述的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有必要把《唯批》一书中的两段引文同彭加勒的原文加以比较。

《唯批》中两段关键性的引文(其中黑体字是原有的)是:

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在他的《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

重危机的迹象”,并且专用一章来论述这个危机。这个危机不只是“伟大的革命者——镭”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遭到危险”。

昂•彭加勒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通毁灭”。他同时声明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很可能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反对旧定律的另外的无穷小量——而且镭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

彭加勒的《科学的价值》中的相应的原文(其中着重号是我加的,用以表明所引用的词语)是:

可是,即使像所有谨慎的医生一样,我不愿对病势的发展和后果作出预测,但却也不能作一点诊断;是的,不错,那里存在着严重危机的迹象(ily a des indices d’une crise sérieuse ; there are indication of a serious crisis),似乎我们可以期待一种行将到来的变革。然而,不必太担心:我们确信,病人不会因此而死亡,我们甚至可以期望,这次危机将有益于健康,因为过去的历史似乎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事实上,这次危机并不是第一次,为了理解它,重要的是回顾先前发生过的那些危机。原谅我作一个简短的历史概述吧。(vs, p. 171)

当我这样说时,你无疑会想起镭这个当代伟大的革命家,事实上,找将马上回过头来谈论它;可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不仅能量守恒定律成问题,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同样遭到危险(tous les autres principes sont également en danger; all the other prmciples are egually in danger),正如它们相继接受审查时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vs, p. 180)

在如此之多的废墟中间(au milien de tant de ruines;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ruin),还有什么东西屹立常存呢?最小作用原理迄今未经触动,拉摩 (j. larmor)似乎相信,它会比其他原理久长;事实上,它是更加模糊、更为普遍。

面临原理的这种普遍崩溃(en presénce de cette débaêcle général des principes; in presence of this general collapse of the principles),教学物理学将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在过度兴奋之前,最好先问问,那一切是否是真的。所有这些违背原理的现象只有在无限小的事物中才能遇到;要看见布朗运动,就需要显檄镜;电于是很轻的;镭也十分稀少,人们从未一次得到过多于几毫克的镭。于是,人们也许会问,除了已经看到的无限小的事物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与之相平衡的其他来看到的无限小的事物呢?

这样就存在着一个预审案件,似乎只有实验才能够对它作判决。因此,我们只好把麻烦事交给实验家,在等待他们最终裁决这一争端时,不必预先使自己陷入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中,而要继续安心做我们的工作,就像这些原理是无可争议的那样。当然,在没有离开这些原理可以十分保险地应用的领域,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个疑虑重重的时期(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 dout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doubts),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动性。(vs, pp, 200~201)

很明显,在彭加勒的第一段论述中,只是直接引用了一个词组,而略去了彭加勒的下述重要看法:危机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预示着物理学将要发生变革;危机是有益的,物理学不会因危机而死亡;危机在物理学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人们面对危机,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彭加勒的第二段论述虽然说了“所有其他的原理也同样遭到危险”的话,但他的本意是说这些原理要相继受到审查,要由实验来最终裁决。彭加勒曾明确表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发生了动摇”,但它们“也能够经过修正而继续有效”(vs, p. 8)。在彭加勒的第三段论述中,也同样只是引用了几个词和词组。的引述方式不仅与彭加勒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而且也与彭加勒原文意思有较大出入。

其实,彭加勒并不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从第三节所引用的彭加勒批评“科学破产”的一段话 (sh, p. 189;即“层层废墟”那段话) 可以看出,“废墟”之说多半是那毕“看到科学理论并非一贯正确而惊恐万状”的“外行人”的看法(事实上,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持此看法)。在这些人的眼中,科学理论是“绝对无用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变成了“残垣颓壁,层层废墟”。彭加勒尖蜕地批判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破产”,并且特别强调,“这些废墟也许还有某些用处”。由此可见,“废墟”一词似乎来源于那些鼓吹“科学破产”的人,彭加勒不过加以借用,而他本人一贯肯定旧原理的固有价值,并不认为它们已变成一堆无用的废墟。

在彭加勒看来,所谓理论的“废墟”至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科学理论的真正生命却是永恒的,它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彭加勒这样说过:“我们乍看起来好像是,理论只持续了一天,废墟堆积在废墟之上。今天理论诞生了,明天它们形成了,后天它们是经典的,第四天它们被抛弃了,第五天它们被遗忘了。可是,只要我们更为细致地观察一下,我们便会看出,这样死去的东西就是名副其实的、自称能使我们认识到事物是什么的理论。然而,在它们之中总有某些东西幸存下来。如果一种理论能使我们认识到真关系,那么人们会晨终得到这种关系,并且会发现,这种关系再次以新的伪装出现在另一种取代了旧理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理论之中。”(vs, pp. 268~269) 除了上述言论外,在彭加勒的著作中,类似的议论俯拾即是。例如,他还说过:“毫无疑问,乍看起来.理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脆弱的,而且科学史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多么短命;可是它们也不会完全消灭,它们每一个总要留下某种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我们必须加以清理,因为在那里,而且唯有在那里,才存在着真正的实在。”(sh, p.6)

彭加勒也不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原理的普遍毁灭’”。“原理的这种普遍崩溃”(译为“崩溃”较妥),恐怕也是彭加勒借用“外行人”的说法,而他自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这从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大量言论中都可以明显看出。事实上,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中就强调指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是人们在许多物理定律的陈述中寻求共同点时得到的;因此,它们似乎代表着无数观察的精髓。”(sh, p. 195) 在《科学的价值》中,彭加勒在论述了五个基本原理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后也明确指出:“我们不必后悔相信了那些原理”,“在实践中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像我们继续相信它们那样去行动。”(vs, pp. 210~211) 彭加勒还认为,六个基本原理(外加最小作用原理)“都是大胆推广实验的结果;但是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从它们的真正的普遍性得到了高度的可靠性。事实上,原理愈普遍,检验它们的机会就愈频繁,受检验的次数愈增加,采取的形式愈多样,结果就不再留有怀疑的余地。”(vs. pp. 177~178) 由此可见,彭加勒对经典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固有价值是坚信不疑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认为“废墟”、“崩溃”之词出自彭加勒本人,那也只是用词欠妥或隐喻欠佳的问题,它们并不反映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在引述了“‘疑虑重重的时期’ 已经到来了”之后,接着又引用了彭加勒两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结论”。彭加勒的第一个结论见于《科学的价值》开头的“引言”部分(vs, p. 6)。第二个结论则在该书最后一页( vs, p. 276),这两个结论在书中都远离“疑虑重重的时期”所在之处(vs, p. 201)。在内容上,就第一个结论而言,在翻译时显然有错误 ;就第二个结论而言,它是彭加勒的世界观所固有的,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它是从物理学危机时期中得出的。至于二者是不是唯心主义的,还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我已在专著《理性的沉思》和《彭加勒》中进行了论述)。在彭加勒的原文中,紧接在“疑虑重重的时期”之后的,却是一句值得注意的完全正确的结论:“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奇怪的是,的引述方式却舍近求远——舍去紧接的、正确的、清楚的话不用,而从远处拉来两句不加深究难以把握其深奥涵义的话加于其后——而且又把“框架”详为“慨念”(很可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因为他的法文不错),其用意何在,读者可以仔细推敲。

彭加勒所说的“疑虑重重的时期”,并不像所写的,表明彭加勒“十分明确地接受怀疑论的前提” ,也不表明他怀疑一切,怀疑物理学旧原理的客观价值。实际上,彭加勒是坚决地反对怀疑一切和绝对的怀疑论的。他说:“怀疑论者的存在有许多理由吗? 我们应把这种怀疑论推向极端或中途而止吗? 走极端是最诱人、最容易解决的办法,这与对搭救失事船只上的任何东西丧失信心的许多人采取的办法一模一样。”(vs, p. 213) 他明确指出:“怀疑一切和信仰一切二者同样是方便的答案,每一个都使我们不用思索。”(sh, p. 2)“怀疑一切并不是有能力,人们必须了解他为什么怀疑。”(sh, p. 136) 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绝对的怀疑论是不可接受的。”(sh, p. 219)

彭加勒还有力地批驳了那些断言旧理论是“绝对无用”的入,批驳了他们所持的怀疑论。他指出:“他们的怀疑论是肤浅的。”(sh, p. 189)彭加勒认为,迈尔原理等“具有足够灵活的形式,足以使我们把所希望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放入其中。我没有意指它对应于非客观实在的东西,也没有意指它仅仅化为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在每一个特例中,只要人们不企图把它推到绝对,它就具有十分清楚的意义。这种灵活性是人们相信它的持久性的理由,另一方面,因为它只有融入更高级的和谐中才会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依靠它去工作,可以预先肯定,我们的工作不会白费。”(sh, p. 161)在《科学的价值》的“引言”中,彭加勒在论述了科学原理的固有价值后指出:“在这些段落中会发现相信科学价值的一些理由,但是许多人还是怀疑它,怀疑的印象依然存在。”彭加勒表示:“现在需要把事情弄正确。”(vs, p. 9)显而易见,彭加勒在言论和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怀疑”精神,并不是不加思索的“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而是作为科学精神气质 (ethos) 之一的“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

从历史上看,彭加韧对经典理论的态度不是太激进了,而是倒显得有点保守。他和洛伦兹两人面对新的实验事实,为拯救经典物理学做了顽强的努力。洛伦兹的电子论并未突破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框架,它是经典理论最后一个伟大的建筑物。彭加勒一直很关心电子论的发展,曾给洛伦兹以关键性的启示,井认为洛伦兹1904年的理论是现有理论中缺点最少的理论。直到1908年,彭加勒还对新理论是否最终确立持审慎态度。他说:“自牛顿以来,动力学的普遍原理被认为是物理学的基础,看来好像是不可动摇的,它们就要被抛弃或至少要进行彻底的修正吗? 多年来,这是不少人扪心自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镭的发现了我们认为是最牢固的科学学说:一方面是金属不可能嬗变,另一方面是力学的基本公设.也许人们过于匆忙地认为这些新奇的东西最终确立了,并且正在打破我们昨天的偶像;在采取这种立场之前,等待更多、更可信的实验,也许是恰当的。”(sh, pp. 215~216) 彭加勒还担心新力学确立之后,中学教育会发生极大的危险,因为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原来的力学了。为此他指出;“他们必须经历的,正与普通力学一致;他们永远必须使用的,唯有普通力学。”“新力学仅仅是奢侈品,只有当必需品有保障后,我们才能设想奢侈品。”(sh, p. 272) 这也足以说明,彭加勒决不是一概怀疑和全盘否定物理学的旧原理的。

有些人不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仅仅依据那两段肢解彭加勒文本和本意的引文,就不着边际地想像,随心所欲地杜撰,郢书燕说地发挥。有一本小册子竟这样莫名其妙地议论说:彭加勒发出了“‘物理学危机’的哀鸣和叫嚣”,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力渲染”“物理学的新发现造成了‘物理学危机’”;他“叫嚷发生了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毁灭’”,“古典物理学的原理都完蛋了”;他“走卜前台”,“声嘶力竭地叫喊”,进行“丑恶的表演,虚伪的喧嚣”。 可是.只要稍微细心地翻阅一下彭加勒的原著,就不难发现,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词同事实相距实在太远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盛极一时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学风有关,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的引文是断章取义的,并没有如实地、全面地反映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这才是上述一切误解和曲解的总根源。

六、为什么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会持有基本正确的见解

彭加勒之所以能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并对它持有基本正确的见解,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对物理学的现状和历史有清晰的了解;其二是他具有哲学头脑,即他是一位哲人科学家。

在世纪之交,彭加勒一直处在物理学的最前沿,并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他是相对论的首屈一指的先驱和数学设计师)。即使对数年后才涉及的量子论,他也能迅速适应,刻意钻研,后来居上,这对他这位老一代的经典物理学家来说,实在难能可贵。由于对物理学的发展现状了如指掌,自然也就能看清物理学的走势了。另外,彭加勒也通晓物理学的历史,他的几本科学哲学著作有相当多的章节是论述科学史的。在《科学的价值》中,他专用一章考察了数学物理学的历史。他的一些结论,就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对世纪之交物理学危机的洞察和展望,也有坚实的历史感的根基。

谈到科学史的意义和作用时,彭加勒这样写道:“科学史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向导。”“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 pp. 135, 19)正是对物理学历史和现状的清晰了解,不仅有助于引导彭加勒预见新力学的大致图景,而且也使他有条件得出危机是革命的前夜、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对于二三流科学家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洞若观火的条件。

熟悉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还不足以构成彭加勒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并提出正确见解的充分条件。彭加勒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还在于他具有清醒的哲学头脑。彭加勒坚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sh, p. 167) 的观点,他要求物理学理论都要在实验的法庭上裁决,以决定其真伪和取舍。但是,他并不像狭隘的经验论者那样排斥理论和理性思维在物理学中的作用。他也是一位理性论者,善于通过思考发现各种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 (如洛伦兹的电子论和牛顿作用与反作用原理之间的矛盾),乐于通过思考去追求真理。在彭加勒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即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例如,他尖锐地批判了经典力学的哲学基础,同时又充分肯定了经典理论的固有价值;他敏锐地洞察到物理学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同时又认为这种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既看到新理论与旧理论的明显差异,又看到新理论对旧理论的隐蔽的继承性;他大胆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和原理提出质疑,又坚决反对绝对的怀疑论,认为它们在其适用范围内还是大有用处的;他既指出科学的可变性,又揭示出其中不变的真关系;……

正由于彭加勒具有如此优越的主观条件(高水平的科学与哲学素养)和客观条件(长期奋斗在科学前沿),因此他面对新实验和旧理论的严重冲突,既不像当时大多数物理学家那样抱残守缺,削足适履,把经典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条;也不像一些浅薄之徒那样,怀疑一切,悲观失望,哀叹“科学破产”。他是在充分肯定经典理论固有价值的前提下,谋求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建构物理学。这样,他在科学领域中也就能够正视现实,而不是墨守成规或固执己见。对分子实在性从持保留态度到坦率地承认,就是一个明证。这也表明,彭加勒是一位诚实、正直、严肃的科学家。事实上。不管他的同事、学生,还是与他观点相左的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像彭加勒这样的哲人科学家,长期在科学前沿从事探索性的科学创造工作,他所面对的现实不仅向他展示了史无前例的具体的科学问题,而且由于这些科学问题一般说来是具有开创性的和革命性的,因而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更为抽象、更为深奥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本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也是用直到那时为止的专门手段所不能解决的,因此要求对知识的基础、科学的目的、思维的本性重新进行审查。在这方面,哲人科学家的作用是专业科学家和纯粹哲学家所无法替代和企及的。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他们也不打算编织眼花缭乱的范畴之网或构筑包罗万象的思辨体系,也很少自诩为哲学家或被人称为哲学家。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有利位置使他们善于发现问题;他们又不背负沉重的哲学休系的偏见,这又使得他们易于对症下药,针对具体问题找到应有的答案,从而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成为真正的路标设置者。在这方面,专业科学家由于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哲学视野,对此自然无能为力。纯粹哲学家与哲人科学家相比,也要逊色一畴。这是因为,科学哲学的历史是问题发展的历史。“基本问题的发现,其本身就是对于智力进步的重要贡献,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被视为诸体系的历史时丰富多彩得多。”而且,“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笼统的一般性论述,或对人与世界问的关系进行图象描述,而是通过专门工作。这种工作是在科学中进行的,而且问题的发展在事实上也确须通过各门个别利科学的历史去考察。各种哲学体系在最好场合也只不过反映了它们当时的科学知识所处的阶段,它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则并无贡献。问题的逻辑发展是科学家的工作;科学家的专门虽然常常指向次要的细节,很少为了哲学目的而进行,但已把对问题的理解推进到专门知识终于足够完备,能回答哲学问题的地步丁。”

彭加勒就是这样的哲人科学家。他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思想深邃,既是科学泰斗,又是哲学巨匠。他在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时,不仅大量引证他所精通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也旁及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测量学、气象学等领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丰富决非纯粹哲学家所能望其项背。同时,他发现、提出、探索、研究的问题,往往超越一般专门科学家的视野和兴趣之外,涉及一些更为根本、更为深层的问题。由于他具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所以在他的有关科学哲学论述中,不时进发出令人深省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思想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彭加勒“一旦谈到哲学的问题的时候”,“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也不能断言他是一个“渺小的哲学家”。 不用说,人云亦云地谩骂彭加勒“在哲学方面是一个十足的糊涂虫” ,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

七、物理学危机的实质

正因为彭加勒把物理学危机视为物理学革命的前夜,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要摆脱危机,就要使“力学让位于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这种概念将能解释力学,但力学却不能解释这种概念”。 彭加勒大体上是从科学方面看待物理学危机的 (这倒也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他对危机的哲学方面没有过多的兴趣。但是,法国哲学家莱伊(abel rey,1873~1940)在1907年出版的《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中,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莱伊指出,物理学危机是“新的大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 (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从而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若干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家,会很容易地在现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 (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另一方面.莱伊又指出,“对传统机械论所作的批判破坏了机械论的这个本体论实在性的前提。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物理学的一种哲学的看法”。“依据这种看法,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的方法”。 在了物理学危机和莱伊的有关评论后强调指出:“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椎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

对于物理学危机的实质的看法,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第—种见解认为,强调了危机的两个方面,即物理学方面和哲学方面。例如,有人说,这两方面在于:“第一,这是旧概念、理论、原则等等与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相矛盾”;“第二,这否定了在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实在。” 有人虽然也认为,“物理学危机是物理学理论的变革和作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结论相结合所造成的”,但是却强调,“关键在于作出唯心主义的结论所造成的”。 第二种见解则断然认为,物理学“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机的问题”。 例如,有人说:“‘危机’不是发生在物理学问题上,而是发生在哲学认识论问题上”。 有人说:“危机并不是由自然科学本身引起的”,而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侵入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结果”。

第二种见解显然是错误的。它不仅根本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的本意。在《唯批》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莱伊的著作。莱伊是明确从两个方面论述物理学危机的,对此并未加以否定。而且,在刚才引用过的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实质的论述中,也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另外,在从哲学角度论述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时,还特意加上了“在哲学方面” 这一前提。当然,基本上是从哲学方面来论述物理学危机的,他强调的也是危机在哲学上的表现。

但是,第一种见解就完全正确了吗?看来也不尽然。首先,它在哲学方面忽略了机械唯物论的危机。实际上,由于当时物理学一系列新发现的猛烈冲击,在物理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观(力学自然观)已经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了。其次,它把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看作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在物理学家中间,无论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而言,还是就危机产生的影响而言,也主要是在物理学方面,这从彭加勒、爱因斯坦等人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物理学家主要还是着眼于新实验与旧理论的矛盾所引起的反常或疑难,致力于变革经典物理学的基础或修正旧有的理论,而不是热衷于哲学上的争论。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只是促使实际上已存在的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更加激化和表面化。

有人不满足于把物理学危机纯粹看作是哲学上的危机,而且还进一步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说什么“实质上,这一所谓的‘危机’的产生,是在社会上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条件下,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有意识地歪曲而产生出来的”。 “是在社会矛盾尖锐的背景下,现代物理学革命显现出来的一种曲折的投影。” 这种说法同历史事实相去就更远了。事实上,物理学危机是由于一系列新实验与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发生尖锐矛盾而引起的,它与阶级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有的作者也未免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神通夸张得过分了。如果没有动摇经典物理学基础的大量反常现象的涌现,即使他们人有百口,口有百舌,恐怕也无法通过“歪曲”而“产生”出一个物理学危机来。更加使人感到离奇的是,有位苏联作者在论述物理学危机时竟然声称,“科学无危机的、一往无前的发展,只有在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这位作者看来,物理学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如果按照这位作者的论断推下去,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理学——一种是永不发生危机的的物理学,一种是会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物理学。这种科学有阶级性的论调能叫谁相信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物理学危机主要是物理学本身的危机,这是根本的一面;物理学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是由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派生出来的。断言危机不是发生在物理学问题上,仅仅发生在哲学问题上,以及在哲学方面只强调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所引起的危机,而忽略机械唯物论所面临的全线崩溃的危机,都是不够全面的。因此,要使物理学摆脱危机,也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彻底变革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在新基础上创建新理论,就像 普朗克、卢瑟福、爱因斯坦等物理学的革新家们实际所作的那样;二是以体现了现代科学精神气质的现代科学哲学代替经典的科学哲学(机械唯物论、实证论等)和其他时髦一时的哲学流派 (如反理智主义、不可知论、绝对的怀疑论和唯心论等)。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前者则更为根本。而对物理学危机的实质的理解之偏差在于:他把物理学危机在哲学方面视为主要方面,他在哲学方面又忽略了机械唯物论全线崩溃的危机,他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只有一条。这一切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的理解之所以出现上述偏差,既有历史的和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局限性” ,恐怕也与他未能完全跳出机械唯物论的窠臼有

关——这也是他无法理解马赫 (e. mach, 1838~1916)对牛顿绝对时空观批判的意义 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同情和颂扬力学学派,贬低仍至(全盘)否定以马赫和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 的失误之所在。至于在学理和学风上的误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的近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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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1986》,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杜上海分社,1986年第1版,第91-93页。陈敏强等主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自学纲要》,太原:山西出版社,1990年第1版,“附录二”。

例如,刘延勃等主编:《哲学辞典》,长春:吉林出版社,1983年第1版,参见其中的有关条目。十四所高等院校主义哲学原著教程编写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教程》,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93-194页。金林:任何科学都不能代替主义哲学,:《日报》,1986年5月5日第3版。李砚田:《主义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研究》,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5页。此类文章和著作为数不少,实在无法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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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义哲学史教研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提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l版,第191页。

王蝉编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解》,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47-448页。

何柞庥:评金观涛的两个“古老的梦幻”,:《光明日报》,1990年4月16日哲学版。葛旭初、乔均:如何评价彭加勒对物理学危机的论述,:《光明日报》,1991年2月11日哲学版。

《选集》第2卷,: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58页。

同[63],第259页。

“疑虑重重的时期”(période de doutes )在《唯批》俄文版中为периода сомнений,中文版本杷它译为“怀疑时期”容易引起误解。事实上,有人就以此断定彭加勒“是主张怀疑论的”。参见李醒民:关于《唯批》的两处译文,:《光明日报》,1985年5月27日哲学版。

把彭加勒所说的“时间和空间的框架(cadre)”错译为“空间和时间的概念(псняние)”。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读者可参见李醒民:关于《唯批》的两处译文,:《光明日报》,1985年2 月27日哲学版。新版《全集》第18卷(:出版社,1988年第2版)已加注作了说明,但未说明其“知识产权”所有人。

同[63],第305页。

同[34],第23~27,112页。

h.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883年第2版,第25,94页。

同[63],第349,166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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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43],p. 7.

同[63],,第311-312,261页。

同[63],第264页。黑体宇是原有的。

同[38]。

同[42],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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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孪醒民:《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l版,第119-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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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第99-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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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带来的苦果:密立根与康普顿关于宇宙射线本质的争论_其他哲学论文 第九篇

本文较详尽地讨论了1932年前后,美国物理学家r.a.密立根和a.h.康普顿之间关于宇宙射线本质的争论,并对密立根的失误作了初步一。

【关键词】密立根/康普顿/争论

【正文】

1932年12月底,美国物理学会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召开了一次令全国瞩目的会议,它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两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密立根和康普顿将要就宇宙射线的本质进行一场决定胜败的争论,由于新闻界在这之前已经对这场争论作过许多挑逗人们兴趣、好奇心和相当夸张的报导,所以参加这次会义的人达600多人,还有许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没算在内。

尽管密立根在会议上列举许多“实验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最终人们发现,他的所谓“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会后不久,密立根终于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开始退却,有限度地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够细致,但他的策略是人们没想到的,他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手法,对以前拒绝承认的“纬度效应”(latitude effects)提出了优先权……;他还采用了许多令人困惑,甚至令人厌恶的诡计,文过饰非,瞒天过海,从而激怒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196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瓦雷斯(l.w.alvarez,1911-)曾尖锐地批评说,密立根的辩护手法是:“首先,我不相信纬度效应,但是如果真有这种效应的话,那是我首先发现了它。[1]”这可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

密立根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即使与他作过长期争论的康普顿,也曾以崇敬的心情说:“很难再找到一个其一生比密立根更能代表现代历史发展的人。WWW.meiword.cOM”那么,为什么一个公认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到了60多岁以后,竟作出了如此令人扼腕叹息的不明智之举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1.密立根和他对科学的贡献

1868年3月22日,密立根诞生于美国中西部伊利诺斯州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莫里逊(morrison),他的父亲希拉斯·密立根(silas f.millikan)是公理会的一个穷牧师,他的母亲玛丽·密立根(mary j.a.millikan)曾担任过一所规模不大的女子学院院长。

1886年,密立根考取了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在这儿他学的是标准的古典课程,与物理学几乎还没沾上边,他之所以进入物理学界完全是一件奇迹。因为当密立根就读于奥伯林学院时,学院正好要找一个给预科学生讲授物理学的老师,结果他因为希腊语学得不错而被希腊语教授推荐担任此职。虽然密立根当时十分惊讶,认为自己对物理可说是一窍不通,怎么能担当此任,但他凭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才干,竟获得了学生和学校当局的赞许。于是,当密立根于1891年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物理学课程。1893年获奥伯林学院硕士学位后,他被推荐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895年他以题为《关于炽热的液体和固体表面所放射出的光的偏振》的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在浦品(m.pupin)教授的推荐、劝说和资助下,到德国深造。当时,欧洲正处于物理学革命的中心地区,新的发现,新的思想不断汹涌澎湃而来,它们深深激励着密立根,使他决心要在物理学研究中干出惊人的成绩。

1896年,密立根从德国回来后应迈克尔逊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为了振兴美国物理教育,密立根在开始工作的10年内,致力于改革美国的物理数学方式和编写高中、大学物理教材。他参与编写的教材有:《大学普通物理学实验教程》,《力学、分子物理学和热学》,《电学、声学与光学》等大学教材,还有《物理学初级教程》和《中学物理实验教程》等中学教材,由于他和合作者的努力,不仅使美国物理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广大学生对物理学和科学的兴趣,促进了物理学和科学在公众中的传播。

1908年,这是密立根科学生涯中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决定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作为今后工作的主要目标,他选择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测量电子所携带的基本电荷,1908年2月,密立根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他和他的学生贝济曼(l.begeman)测定的结果:e=4.03×10[-10]esu。[2]他们的文章被卢瑟福注意到了,他立即对密立根的工作给以肯定,并提出改进办法,卢瑟福这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是世界著名学者,他的肯定使密立根大为振奋,促使他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实验。经过几年的努力,密立根在1917年宣布:e的精确值为(4.770±0.005)×10[-10]esu。[3]从此以后,国际上决定采用密立根测定的数据作为电子电荷这一基本常数的国际标准,而且时间达10年之久。

1912年,密立根又开始第二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用实验彻底检验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开始,密立根并不是想证实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是想证实它是错误的;但到1915年,他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竟意外地发现:“我工作的时间越长和我排除错误的来源越彻底,我发现(爱因斯坦)方程能够更好地预言观察的结果。”[4]密立根不仅意外地发现他已经用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方程的每个细节都有效,而且他还成功地测定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常数:普朗克常数h。

1923年,为了“表彰他在基本电荷和光电效应方面所做的工作”,密立根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结束了光电效应的研究之后,密立根又于1919年闯入了一个陌生的研究领域:宇宙射线。虽然这时密立根已是50多岁的人,然而他雄风犹存,宝刀不老,在这个领域里他继续取得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成就。但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耗费了他整个后半生精力的领域里,他受到了年轻一代物理学家的挑战,而且,在这一挑战面前,他遭到了许多非议,得到一个毁多于誉的下场。

2.宇宙射线研究的缘起

1912年,在维也纳镭研究所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赫斯(v.f.hess,1883-1964)把一个载人的气球升起5000米的高空,结果发现在该高度处的辐射强度竟为地面的9倍,因此赫斯认为应该提出一种新的假说:“这种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东西主要在高空发现……它可能是来自太空的穿透辐射。”[5]但许多物理学家怀疑赫斯的测量,并继续认为这种大气电离作用不是来自太空,而是起因于地球物理现象,例如组成地壳的某种物质发出的放射性。

为了解决这种辐射的来源,密立根和玻温(i.s.bowen)先是在高山顶上测量,后来又把装有验电器和电离器的不载人的气球升到高空来测量大气的电离作用。1925年夏,他又和助手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群山中的muir湖和arrowhead湖的深处做实验,试图通过测量电离度与湖深的变化关系来确定宇宙射线的来源,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湖,是因为它们都是由雪水作为水源,可以避免放射性污染;而且,这两个湖相距较远,高度相差6.675英尺,这样可以避免相互干扰和便于比较。

1925年11月9日,国家科学院在威斯康星州的madison召开的会议上,密立根报告了他们测量的结果,他的结果表明,这些射线不是起源于地球或低层大气,而是从浩淼的宇宙射来的,密立根还把这些射线取了一个名字:宇宙射线(coicrays)[6]。

根据密立根的测定,他同意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宇宙射线是一种高频电磁辐射,其频率远高于x射线,是后者平均频率的1000倍。在密立根看来,这种射线的穿透力既然比最硬的γ射线还强许多,当然不会由带电粒子组成。密立根和许多物理学家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假定宇宙射线真像阴极射线那样的带电粒子流,那它能穿透相当于6英尺厚度铅块的穿透力,将使这些粒子具有当时难以想像的高能量,还有,如果假定宇宙射线由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组成,那么宇宙射线在辐射到地球上时,其飞行路线将不受地磁的影响;相反,如果宇宙射线是由带电粒子组成,则它将肯定受到地磁场的影响,飞到高纬度地区的宇宙射线带电粒子将多于低纬度的地区,即有“纬度效应”(latitude effect),而密立根的测量发现,宇宙射线来自四面八方,不受太阳和银河系的影响,也不受大气层或地磁纬度的影响[7]。

1928年3月6日,在加利福尼亚研究协会(institute associate)的一次会议上,密立根据他对宇宙射线的测量和观点提出了他的宇宙学理论和“原子构造理论”(atom building theory)。[8]

密立根和卡末隆(g.h.cameron)在测量宇宙射线的“深度-电离曲线”(depth-ionization curve)时发现,宇宙射线中光子的能量可以分成3组,每立方米水中的吸收系数分别是0.35,0.08和0.04。根据阿斯顿(f.w.aston,1877-1945)对原子质量的测定和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以及狄拉克不久前发表的宇宙射线能量的康普顿散射公式,他们算出宇宙射线聚集在3个不同的能带,即26、110和220百万电子伏。这些能带在密立根和卡末隆看来,恰好对应于宇宙中除氢以外最丰富的元素的原子在构造时释放的能量。他们认为4个质子(氢核)和2个电子结合成1个氦核所产生的质量亏损,对应于吸收系数为0.30的光子能量。这同实验值符合得相当好,同样地,吸收系数0.08对应氧和氮由氢原子构成时的质量亏损;而吸收系数0.04则对应于构成元素硅时的质量亏损。

由这种惊人的计算和仅用能量关系得出的偶合,密立根就断定:射到地球上的宇宙射线中的光子,一定是在氢原子构成氦、氮、氧和硅的时候,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密立根十分形象地说,宇宙射线是原子“出生时发出的第一声哭叫”(birth-cries of the infant atoms)。密立根对他的这一理论十分满意和放心,这正如d.j.克夫勒斯所说:“他从这个理论得出一种有显著宗教味的推论:由原子构成元素的这种创生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质量亏损而释放出的能量使宇宙得以免除热力学第二定断言的热寂。[9]”他还由此坚信:“创物主仍在继续他的工作”(the creator is continually on his job)。

密立根的假说受到公众广泛的注意,新闻界更是沸沸扬扬,作了大量报导,当时正是美国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公众在身心受到极大痛苦时,一个冥冥之中还在不断关注人类的造物主,显然会使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感到欣慰。《》对“创生的连续性”(creation continues)大肆宣传,将“创生的秘密”(secrets creation)的发现归功于密立根。1930年12月30日,《》首版在六行大标题“密立根发现了创生还在继续,同时创物主还在指导着宇宙”下[10],详尽报导了密立根的最新“成就”。

然而,在1930年前后,科学共同体已经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分享公众的热情和对密立根理论的信任。

3.宇宙射线的纬度效应和康普顿的“入侵”

当密立根和新闻界气势磅礴地推进宇宙射线的电磁本质说时,国内外有些物理学家先后对密立根的假说提出了挑战,挑战来自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

荷兰物理学家克莱(j.clay,1882-1955)在1927年就开始探测纬度效应,1927到1929年,他在从荷兰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旅行中,发现了纬度效应的踪迹——靠近赤道处宇宙射线强度比较低[11]。德国物理学家玻特和克洛尔斯特(w.kolhoster,1887-1946)利用新发明的盖革-米勒计数器来显示宇宙射线的径迹,结果他们发现有相当合理的证据表明,至少大部分宇宙射线是由能量极高的带电粒子组成[12]。

在理论方面,奥本海默早就提醒过密立根,他指出,如果核在高能光子吸收中起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密立根赖以建立他的假说的两个信条之一,即klein-nishina公式对于比x射线和γ射线更高能量的辐射也适用就有问题(另一信条为宇宙射线是电磁辐射)[13]。事实上,klein-nishina公式在密立根的研究中不能使用。许多物理学家,如英国的塔朗特(g.t.p.tarrant)、德国的迈特纳、霍甫菲尔德(h.hupfeld)和雅可布森(j.c.jacobson),甚至密立根实验室的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都由实验事实证实,硬γ射线的吸收超过了klein-nishina公式的估计值[14]。由此可知,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并不是高能光子和物质间唯一的一种相互作用;因此,密立根根据吸收测量来计算宇宙线的能量,是不可靠的。对奥本海默的批评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实验,密立根不以为然,他指派他的研究生安德逊利用强磁场中的云室,直接测量宇宙射线的能量,结果安德逊的工作不仅否定了密立根的假说,还导致了正电子的发现。不过这是后话,这儿不谈。

1931年秋季,国际核物理会议在罗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物理学家们向密立根的假说发起了公开的挑战,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物理学家罗西(b.b.rossi,1905- )在总结了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对密立根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强烈的质疑[15]。罗西认为,从海平面观察到的宇宙线,本质上是由能量非常高的带电粒子组成;从强磁场使其偏转显示的结果来看,它们的能量大约高于几十个亿电子伏,远大于密立根的估计值,至于这些粒子的起源,罗西似乎比较慎重,他没有一口否定密立根的假说。他指出,这些带电粒子也许是在大气层中,由宇宙辐射源初始的高能γ辐射产生,但罗西又立即指出,如果真是这样,这种γ辐射(即光子)的能量将远远高于密立根“原子构造”时释放的能量。罗西还指出有第二种可能,即宇宙线中观察到的高能粒子就是最初的宇宙辐射,或者至少是它有意义的一部分。在这第二种假定的情形下,许多测量的结果(如电离-深度曲线),可以得到普遍的解释;但在电离-深度曲线上将不会出现密立根假说所需要的极大值[16]。如果这些带电粒子中正粒子数与负粒子数不同,对于磁场将会有一个不对称的分布,此即“东西效应”(east-west effeet)。密立根不同意罗西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而且也没有为罗西的意见感到不安和不高兴,“然而,使密立根生气的是……另一个美国人也出席了罗议,他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好那时,他带着一个颇有雄心的研究方案进入了宇宙射线研究领域。这个美国人就是阿瑟·康普顿。”[17]

康普顿在1926年就曾涉足过宇宙射线的测量,那是当他在印度拉合尔旁遮普大学作过演讲后,参加了为探测宇宙线强度而举办的克什米尔山脉的探险,但正式以宇宙射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是1927年当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完成了x射线方面的研究之后,康普顿打算将宇宙射线和核物理作为此后研究课题。在1931年初的一篇文章中[18],康普顿认为世纪初由开尔文指出的两条乌云虽已消失,但物理学的天空还是不那么晴朗,他写道:“两朵新的乌云正开始形成,在地平线的一端,出现了宇宙射线,它或许带来了星际空间的信息,它们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带来了什么信息?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是原子核,我们知道它含有惊人的能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部分地释放出来,这是为什么?如何控制?”

康普顿的主要兴趣是核物理,他早就预见到,通过核能的开发,这一领域肯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在一次为大学俱乐部作的演讲中,他充满地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计划用20年的生命为它拼搏,我认为这是值得的。[19]”但为了做到充分利用核能,康普顿决定先研究宇宙射线;他认为这是实现宏伟目标的第一步,他计划在1932年对地磁纬度不同和高海拔的地方,进行宇宙射线强度等方面的测量,康普顿组织了6个远征队,到世界各地的高山,到赤道附近低纬度区……进行了广泛测量,以便对初始的宇宙射线到底是光子还是带电粒子作出合理的判断,康普顿本人主持了两个远征队的工作;美国中西部的落矶山脉;欧洲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加拿大等地的远征队。

1932年3月18日,康普顿离开芝加哥,开始了他本人行程5万余英里,遍历五大洲,跨越赤道5次的远征,康普顿非常自豪地将自己这次南到新西兰的杜恩廷、北到北极圈,上至6000多米的高山、下至海平面的远征测量,比作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他曾对俄克拉荷马(oklahoma)大学的听众说:“正如马可·波罗打开新世界一样,现在科学也在打开新的世界。[20]

在这次远征测量的开始,康普顿还是倾向于接受密立根的(光子的)假说,但到了7月份,他的观点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广泛测量之后,他断定:海平面的宇宙射线强度可以相当满意地表示为只是地磁场倾角的函数;宇宙射线的强度随高度连续地增大,被密立根断言在9000米处有最大值并不存在[21]。我们知道,宇宙射线强度在9000米处存在最大值,被密立根视为宇宙射线具有光子性质的主要证据,可见康普顿此时已经开始怀疑密立根的假说了,到9月份以后,康普顿陆续收到60多位科学家在分布范围极广的69个观测站测量到的数据,它们反映了纬度从北78°到南46°、经度从东175°到西173°这个地理经纬度相差很大的范围里,宇宙射线强度的分布情形,由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数据中,康普顿宣布了关于纬度效应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据此他还声称:宇宙射线肯定是带电的高能粒子,密立根肯定错了。[22]

密立根在得知康普顿的结果后,仍然坚持反对宇宙射线是带电粒子的断言,尤其反对康普顿关于纬度效应的报导。为此,密立根在1932年也进行了范围较广泛的观测,有许多人给予了密立根很大的帮助。一位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年青物理学家内赫(h.v.neher)发明了一种亲的高灵敏度的自动记录验电器,这使密立根非常高兴,相信新仪器“可以避免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和观察者的偏见”。还有空军的负责人同意密立根使用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将密立根的测量仪器带到8000多米高空。9月底,密立根在气象署的帮助下还利用气球到平流层作了测量。如果宇宙射线真是带电粒子流,以密立根的观测力量来看,他是有机会、有条件得到康普顿相同的结论的,但事情就这么奇怪得令人几乎不可理解:他们由观测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不同!由于这两位物理学家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大师,所以他们之间的这场“龙虎斗”引起了美国乃致全世界的极大兴趣。

4.大西洋城的论战

其实,密立根并不是没有观测到纬度效应,例如,内赫曾经在回忆中写道:“当人们回到帕萨迪纳(pasadena),数据处理已经完毕,即使飞机的罗盘存在某些误差,我们仍然可以在飞机所在的高度处的测量数据中看到,南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之间明显存在着纬度效应。”[23]这个结果不是密立根愿意看到的,而且他对这种“意外”的结果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另外有些测量数据十分有利于他的假说。例如,据爱泼斯坦(p.s.epstein,1883-1966)计算,在spokane和cormorant湖之间最应该出现磁效应的地方,却没有测出这种效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密立根没有重视上述的“意外”结果,那就是他和他的助手们还忙于准备内赫即将进行的从洛杉矶到秘鲁的航海测量,他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密立根把这次跨越赤道的测量作为他整个实验计划的最后一部分,而且是至关紧要的一部分,因为康普顿已经报导了在海平面上的赤道附近,宇宙射线强度明显减小。

美国物理学会准备于1932年12月最后几天,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召开会议,会上将对宇宙射线的研究情况作充分讨论,显然,这次会议将是关于宇宙射线本质的一场大论战,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是一场决定不同假说命运的决战。

密立根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他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成功地捍卫自己的假说,为此,他让内赫从洛杉矶航行到秘鲁,然后取道巴拿马运河经大西洋返回纽约,与密立根一起出席大西洋城的会议,密立根似乎非常自信,不然他决不会认为内赫在会议召开前不久匆忙上阵的测量,必然会有利于自己的假说,11月30日,密立根在给康普顿的信中充分表露出他的多少有些令人震惊的自信,他写道:“我将会把内赫测量的结果首先告诉你,因为这个结果可能至少会使你少讲一些你自己作的不同的结果,我提议在大西洋城避免作纬度效应的讨论……因为就我们两人都寻求的纬度效应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争论。”[24]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没有把康普顿的反驳意见放在心上;他还过分自信地认为内赫的测量将会使康普顿沉默。密立根大概以为康普顿会迫不及待地(甚至会以感激心情)接收他的“慷慨大度”的建议,要知道,他密立根是研究宇宙射线的老将,而康普顿嘛只不过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新手!可是,康普顿不接受这种妥协。这是明摆着的事嘛,纬度效应是康普顿的主要发现,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可谈的?12月5日,康普顿在给密立根的回信中写道:“现有的证据指出,在不同纬度处宇宙射线强度有明显不同,这说明初始宇宙射线有带电粒子的特征。”他还写道,要他避而不谈纬度效应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感到任何其他的办法都好像是尽力躲避这一问题,这样,我们将因缺乏科学的公正而受到谴责。”[25]

康普顿不畏权威,在大西洋城会议上心平气和地宇宙射线一定是带电粒子,并提出了支持这种观点的三种实验。[26]但密立根拒不接受康普顿的意见,对于康普顿公布的确凿数据,密立根采取两种手法对付,一是认为康普顿观测的结果背离了“所有已建立的理论”,这种反驳当然十分可笑,康普顿矛头所指的就是密立根的理论框架,用“已建立的理论”来反对可靠的观测结果,无异于本末倒置,削足适履了,密立根反驳康普顿意见的另一办法是:公布他自己或他的合作者以往观测的数据,这些数据非常奇怪地都支持密立根的假说,这其间是否有某种可疑的原因呢?由于我们现在都知道密立根真的错了,所以这些“符合”密立根意愿的测量,一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即可大致窥其全豹。

密立根在大西洋会议上曾宣读过他认为至关紧要的内赫跨越赤道航行的测量:没有发现纬度效应,事实上,内赫的电报曾使密立根信心大振,可是内赫的测量,是极不负责的,因而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内赫在回忆中曾十分内疚地谈到了这次航海测量。[27]原来他们离开洛杉矶一天后,测量仪器坏了,由于风浪太大,他们只好在mazatlan停泊更换仪器,仪器换好后,在离开mazatlan的第二天才又开始读数,这就是说,有两天多航程中根本没有测量;更糟糕的是“新系统的常数是估计的”,也就是说新仪器是不可靠的!由mazatlan到巴拿马的航行中,仪器显示的读数没有纬度效应,到巴拿马后内赫要给密立根发一封电报,这可让内赫十分为难:“我说什么好呢?密立根是从不违背他苏格兰祖先荣誉的人,他尽可能简洁地指示着我,我决定发一封电报,说没有纬度效应。”到秘鲁mollendo后,虽然他对于沿途进行的测量“经常表示怀疑”,但内赫还是发了第二封电报给密立根,声称从巴拿马到mollendo的航行中仍然没有纬度效应,完成了在秘鲁的测量计划后,内赫在mollendo乘船再次跨越赤道经加勒比海回到纽约,一路上内赫继续进行测量,他发现“事情越来越明显,纬度效应明显存在”。内赫虽然感到内疚,但他把责任都推给密立根却是不公正的,密立根的确经常表现出一种也许是为了维护荣誉的固执,不认真考察不利于自己假说的事实,而往往找一些经不住考验的理由为自己的假说开脱,但内赫不能以此作为自己不负责行为的辩白理由。

大西洋城会议论战十分激烈,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也颇有些激动,论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由于双方都宣称自己有实验为证,最后只得不了了之,但大多数物理学家已经开始转向承认康普顿的观点,密立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当讨论会结束时,《》的记者试图让这两位科学大师握手分别,密立根几乎是愤怒般地拒绝了。1932年12月31日,《》发表文章说:“在充满戏剧性的气氛中,人的因素也有相当表现,这就好像以往两位学者为一个针尖上有多少天使跳舞发生了冲突一样。”[28]

5.密立根的态度激怒了许多科学家

密立根在以前曾因他的严谨和诚实而受人称赞,例如狄拉克曾赞扬地说:“密立根严谨而诚实,他必须提到那些和他企图要证明的结论不符合的实验结果。[29]但是,当他60多岁从事宇宙射线的研究时,这种“严谨而诚实”的作风似乎已经离他很远了。

大西洋城论战之后的几周内,纬度效应已经不再是一件值得争论的事,密立根开始退却了,他承认也许有一部分宇宙射线是由带电粒子组成的,但他坚持认为,凡属这种宇宙射线肯定是次级宇宙射线,它们是由初始宇宙射线同星际物质、星云和大气层中的原子核相碰撞才产生的,他继续坚持说,初始宇宙射线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光子[30]。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原子构造理论,他认为宇宙射线中90%的能量高达几亿电子伏的光子,来源于氢原子构造之时;能量高达100亿电子伏的光子,来自整个原子的湮灭。

密立根对待新课题和新一代物理学家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正如克夫勒斯(d.j.kevles)所说:“尽管面对压倒一切的反对的证据和大量的科学见解,他依然固执地相信类似上述的那种看法20年之久。[31]”更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他坚持己见,另一方面他又完全不尊重别人的工作,声称如果真有纬度效应,那纬度效应的优先权也不属于别人,而属于他密立根本人。

玛丽娅(m.de maria)和罗苏(a.russo)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在大西洋城会议以后,“密立根一种特有的方法来适应出现的新情况。首先,他要求发现的优先权;其次,他将(纬度)效应吸收到他的理论框架之中。[32]”他们说的不假,有密立根的文章作证。1933年2月,密立根在写给《物理评论》的文章中写道:“在赤道地带宇宙射线强度随高度增大而减小这一结果,可以从卡末隆和我在1926年于安第斯工作时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显得出。”[33]但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在1928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中,密立根宣称他和卡末隆在南美的测量中所得到的“最好数据是宇宙射线同地理位置完全无关”,而且这一结论适合于海平面和高山。即使后来玻特和克洛尔斯特于1930年宣布了他们的结果(肯定纬度效应的存在)以后,密立根仍然坚持上述说法。

密立根说的话,有一点的确是真的,那就是他和他的助手确实在克莱之前就观察到了纬度效应,但由于它不符合他的错误的假说,所以他一直坚持不承认纬度效应的存在,并把观察到的“不正常”结果,归因于“仪器失灵”和被测地区有辐射“污染”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密立根要求纬度效应发现的优先权,不是实在有些令人咋舌吗?如果密立根的要求是合理的话,光的波动理论的建立,其优先权应该给牛顿,而不是惠更斯,因为牛顿虽然提倡光的微粒子说,反对光的波动说,但牛顿发现了“牛顿环”。密立根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后来,在密立根的许多著作中,[34]一再“遗漏”克莱、玻特、克洛尔斯特和康普顿等人艰苦卓越的工作,对自己的“新”发现却津津乐道,这种极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虚心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引起许多人近乎愤怒的反感。《自然》杂志上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抨击了密立根的这种不正之风,说密立根除了继续宣扬他那普遍不被接受的假说以外,“他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总是一带而过,例如克莱对纬度效应的发现,康普顿组织世界范围的调查以证实纬度效应等,他很少提到,然而,却有几页的篇幅致力于介绍他最近的观察。”[35]大约更使英国科学家恼火的是密立根在讨论中子时,似乎在查德威克发现中子以前,密立根他们早就清楚了中子的许多细节问题。

康普顿也十分恼火密立根不公正的态度,在1936年11月写给《物理评论》主编塔特(j.t.tate)的信中,他写道:“对于那些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遗漏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不十分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被省略的早期文献意味作者认为这些人的工作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价值,而他们自己的结果才又新又重要。”[36]

康普顿的话说得十分委婉,但塔特则说得十分坦率,他在给康普顿的信中说,密立根的文章“从头到尾充满着错误的评论,以致于我希望是由于某种误解才产生的;他的态度和评论手法是如此地不正确,以致我认为如果出版的话,将对公众尊重的科学和科学家有灾难性的影响,我能作的一切就是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37]

密立根的合作者玻温甚至批评克莱1927年的测量值没有密立根1926年测量值精确,因而指名道姓地对克莱说:“虽然没有人否认你是第一个报导纬度效应的人,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一发现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好运气……”[38]这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科学争论,而是街弄里媳妇婆婆间的叽叽喳喳了。

密立根在探索宇宙射线过程中,提出不符合事实的假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也不值得大做文章,奇怪的是,密立根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情形下一味固执己见,而且采取令人不愉快的手法文过饰非,这显然值得深思。据克夫勒斯,密立根很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1932年是64岁),使他成为一种在科学上独断专行的人,“他的这种态度使其他从事宇宙射线研究的科学家十分恼怒(尤其是康普顿和克莱),他们觉得密立根总是对自己的工作自鸣得意,而对别人的工作总是漠然置之,不十分尊重。”[39]这种是中肯的。

密立根的“独断专行”实质上是他骄傲了,因而他丧失了一个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品质——谦逊、谨慎。他认为自己在宇宙射线方面研究了几十年,只有他才有资格谈论宇宙射线的本质这类深奥的问题;康普顿之流的新手只能附和他的看法才能允许进入这个领域,如果脱离他的理论框架而说三道四,那密立根是不允许的。密立根是宇宙射线研究领域的“主教”,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就是冯·诺依曼(j.von neumann,1903-1957)说的:“在现代科学史,旧式教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主教的时代仍然影响着我们。”[40]这种主教式的骄横,也是权力的象征。奥本海默曾经提醒人们注意,科学的权威如果得到了长期的权力,会导致堕落,当科学成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并且正式承认科学界的领地时,不可避免会在科学界领导人中产生悲剧性的权力之争。

骄傲与独断专行和虚荣心有密切的联系,对此,爱因斯坦曾指出:“想要得到赞许和表扬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学更高明、更强,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这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害的。”[41]而一旦在心理上产生了唯我独尊的可怕的心态,虚荣心又会进一步使这种心态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完全丧失客观判断是非的能力,屈从于虚幻的“名声”、“荣誉”,向错误的深渊坠落,列夫·托尔斯泰曾向人们警告说:“虚荣,是一种特殊的疾病,一种宛如天花和霍乱的恶癖。”

托尔斯泰可不是故作危言耸听之举,我们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也许我们还记得1894年发生在并在此后震动法国长达20年之久的德莱福斯案件吧,该冤案由于科学刑事侦探学的创始人阿方斯·贝蒂隆错误的鉴定,致使德莱福斯被判终身流放和免除军职,1895年4月31日,他被押送到德维尔岛,毫无希望地忍受着闻所未闻的酷刑,贝蒂隆虽说是刑事侦探学专家,但他对笔迹鉴定并不内行,虽说略知一二,但绝非他的专长,但维护“创始人”名誉的强烈虚荣心,竟支撑着他以一个笔迹专家的身分在法庭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作证,虚荣心是多么可怕的“恶癖”!最令人瞠目的事还发生在1914年,当时德莱福斯冤案已经,法国内政部为表彰贝隆蒂一生的功荣,决定授予他一枚小玫瑰勋章,这可是贝隆蒂十分希望得到的奖励,但内政部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要贝隆蒂承认在德莱福斯案件中作了错误的鉴定。对于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你能想象贝隆蒂这位“创始人”怎么回答吗?我们想,每一个有点良知的人都可能猜想不到,贝隆蒂连声喊道:“不!不!”为了维护那可怜的虚荣心,贝隆蒂竟死不认错,这实在是可悲,可叹!虚荣心具有的破坏力,实在不能小看。

在科学家中,为坚持真理而坦荡地放弃自己错误的人固然大有人在,可是为了维护自己虚幻的名声而坚持错误如密立根者,也不乏其人,除了因骄傲和虚荣心而丧失客观判断是非标准之外,密立根陷入误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本人主要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他缺乏理论物理学家的训练,也十分缺乏理论物理学家的素养。他以前的成就,完全是在实验工作方面,他以前的工作,主要是证实别人的理论,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更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方程后,还坚持认为他只是证实了这个方程,但“产生它的物理理论(即光量子假说)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并认为该方程肯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虽然有成效)假说基础之上,他甚至过分自信地认为“爱因斯坦本人——我相信——也不会坚持(这个假说)”。[42]

正因为密立根缺乏理论物理学家的素养,所以他不能理解和重视理论物理学家如奥本海默等人的理论性批评,而只着重广泛的实地测量,这与卡末林-昂内斯似乎犯有同样的错误。在20世纪,单纯靠测量来解决自然现象之谜,不仅越来越困难,而且几乎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如果密立根谦虚一点,多向理论物理学家请教,他也许根本不致于陷入误区,至少不会几十年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可惜,同样是由于骄傲的原因,他大概已经不满足于只证实别人的理论,而要提出一个专属于他个人的卓越理论。他果然提出了,而且看来灿烂辉煌,十分了不得,既涉及原子构造,又与宇宙演化有关,这怎不使他感到由衷地喜悦与自豪呢?密立根是如此珍爱他的假说,以致于谁也不能碰它一下。如果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评他的假说,那他是万万不答应的,于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悲剧发生了……

通过密立根的这一案例,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莱辛(g.e.lessing,1729-1781)的一句名言也许会给我们更深一层的启示。这句名言是:

“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全部真理,在他的左手握着无与伦比的永远活跃的追求真理的动力(即使再加上永远不断使我出错这一情况),而且对我说:挑选吧!——我就会谦恭地握住他的左手……”

【参考文献】

[1]m.de maria and a.russo,hsps,vol.19,part2,254.

[2]r.a.millikan and l.begeman,phys.rev.,26(190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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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转引自张积之,朱培豫:“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教育家密立根”,《物理教学》,1980,第2期,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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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see(9),p.148.

[40]j.齐曼:《知识的力量——科学的社会范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133页。

[41]《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43页。

[42]r.a.millikan,phys.rev,7(1916),355.

公共行政体系结构的哲学解读_其他哲学论文 第十篇

内容提要:行政体系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行政体系的系统结构包括:(一)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二)由行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三)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系统结构的总体。

行政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完整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对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发生怀疑。从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来看,行政学被挂靠在学和管理学两个门类之下,这是唯一一个“一女二夫”的学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第一,行政学的学科性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第二,行政学自身在学科建设方面没有证明其性的理论成就。的确如此,具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学迄今还是一个各种理论或学说的“拼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总是湮没在实用理性之中,直接的管理需要总是排斥着抽象的,对策性思考总是把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撇在一边。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学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强烈的要求,而行政学的发展只有在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认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充分的机遇。可见,对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一些哲学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理论课题。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者健全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在各种各样随机臆造的学说中脱而出,取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建立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努力如果没有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哲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WwW.meiword.CoM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对行政学应当研究什么,它的研究对象的内容和边界在什么地方,等等问题,作以哲学的思考。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里尝试着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作一哲学解读,付之于文是希冀其成为引玉之砖。

一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

把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世界划分为客观系统、主观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人类出于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要求。而且,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一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形成的系统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事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体系也不例外,它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样三个系统构成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整体。

行政体系,即行政管理的体系是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中形成和发展的。原始社会未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膨胀,提出了设立稳定的经常性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要求。当然,在行政体系产生的早期阶段,行政体系与国家是一体的,行政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全部对内职能。只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行政体系才逐渐显露出作为国家系统的一个具有相对性的子系统的端倪。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职能的分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行政体系与立法体系、司法体系分立的态势。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满足于从行政体系与立法、司法体系的外缘关系上来认识行政体系和把握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求对行政体系自身加以深入,研究其结构、构成要素、运作方式及其规律,企求建立起合乎理想的行政体制、确立和谐的行政关系,合理地配置行政资源,塑造效率高、功能健全的行政行为模式。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三个方面来研究行政体系,既是对行政体系进行科学的结果,也是追求行政体系不断科学化、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的讲,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要素。因为,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行政组织的建立、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

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各要素各自以其他要素的存在为前提,每一要素都制约和影响着其他要素。比如,一个社会是选择的还是的行政体制,在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的状况也是完全不同的。相反,行政组织、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的配置也决定着行政体制的性质,行政体制的优劣也必须通过行政组织、机构以及行政人事资源配置等要素体现出来。因此,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系统的结构整体。

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首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自从国家产生以来,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就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生产不甚发展的情况下,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庞大的行政体系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而且精致、复杂的客观结构系统既不可能产生,也没有必要。许多行政组织的建立和行政机构的设置都是社会物质生产分化的结果,在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着专门负责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管理的部门的。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分工越来越专门化,因而培育了巨大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也只有越来越复杂和精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当然,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可能会促使行政体系朝着日益缩小的方向发展,促使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朝着简单化的方向发展,但它同样证明: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特别是社会生产的状况决定着行政体系及其客观结构系统。

一般说来,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系不仅决定着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状况,而且也决定着它的性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人在生产中的奴役和剥削关系等,必然决定着行政体系以维护私有制的目的确立其客观结构系统;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行政体系,则根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立其客观结构系统,使其符合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的需要。

客观性是行政体系客观结构系统的基本特性。首先,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其次,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的状况和性质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和物质决定的;再次,处于相同或相近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无论社会制度有着多大的差别,但在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人与事的安排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因此,在行政体系中确定和把握其客观结构系统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二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

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是指行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精神性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体系是以人为主体、以权力为核心、以法律规范和政策调节方式为主导的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体。在行政体系中,人是行政组织和机构的基本要素。但是,只有支配行政行为的思想观念才是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构成要素。对于个体来说,行力是一种客观力量,而行力在本质上则是行政管理客体的主观认同。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

在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权力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由法律来加以确定,而法律则需要借助于权力加以执行和从权力那里获得作为行政规范甚至社会规范的强制力量。政策是临时性的法律,是法律的具体化和有效补充。同样,行政管理方法又是权力、法律、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体现。

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与客观结构系统之间也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规定的。行政客观结构系统是主观结构系统的物质前提,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则是客观结构系统的精神内容。在行政体系中,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着前者依次为后者的形式和后者依次为前者的内容的层次关系。客观结构系统是行政体系中相对稳定的因素,是主观结构系统的形式,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既是客观结构的内容,又是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形式。在行政客观结构系统和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主观结构系统起到的是中介的和桥梁的作用。行政关系、行政行为都是产生于一定的行政体制、行政组织和行政机构之中的,是以一定的人与事为载体的。但是,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有序、合理的,则取决于行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的状况。

与行政客观结构系统相比,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所以,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上来。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的,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但这种自觉的行动如果不是从行政主观结构系统着手,则是无效的,甚至会导致消极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只改变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人事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改变行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的现状,那么,新的行政体制只是空中楼阁,组织和机构也很快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人与事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所以,自觉地调整或改变行政体系的行动也必须从其主观结构系统着手,即从权力关系、法律关系、政策导向、行政管理方法方面着手。

我们在广义上也把观念、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看作行政主观结构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些因素与权力、法律、政策、管理方法等在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中的地位是有区别的。尽管观念、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必然会贯穿于权力、法律、政策、管理方法之中,但是在这个结构之中,它们是处于深层的、决定结构整体性质的因素,当行政主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这些因素的变化时,那也就意味着行政主观结构系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

由于观念、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在行政主观结构中是处于深层的、是系统自身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在观念、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的不同国家(民族)应维护行政主观结构的特殊性,并通过它保证自己国家(民族)行政体系的特色。

三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

行政体系不仅仅是它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和,在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外(或之间),还存着一个价值结构的系统。因为,在行政体系中,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以行政主体为载体,并借助于行政主体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了行政体系价值结构系统。

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是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稳定形式。在行政体系这个巨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国家意志的行政执行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是由行政主体来承担的,行政主体必然与作为管理对象的行政客体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价值关系就是存在于一切行政关系之中,并对这些关系起着感性支配作用的因素。价值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的内容,但它在行政体系中又不是一种存在的关系,因为,行政体系与宏观的社会系统不同,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着诸如婚姻、家庭、宗教、自发组织的社团等等纯粹价值关系的领域,而在行政体系中,价值关系是包含在其他行政关系之中的。行政价值关系不象其他的行政关系那样明显地表露于外,它总是象幽灵一样时隐时现地为人们所感觉到却又无法准确把握。尽管如此,行政价值关系又是行政体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不仅其他行政关系需要得到价值关系的支持,而且整个行政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以价值关系为标尺的。行政价值关系的失常,必然会导致诸如行政组织和机构臃肿、行政行为低效以及泛滥等行政体系的“病兆”。尽管人们在行政体系中往往首先看到的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人事关系等等,如果这些关系不同时伴生着价值关系就很难在行政体系中发挥作用。因为,行政价值关系是其它行政关系的调节因素,可以补充其他行政关系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健全的行政体系必然包含着价值关系的因素。

虽然行政价值关系是隐蔽地存在于其他行政关系之中的,但却拥有自己的横向网络和纵向层次结构。理解行政价值结构系统,需要从作为整体的行政主体——行政组织和作为个体的行政主体——行政人员,以及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关系着手。

首先,行政组织是行政体系中最主要的实体性因素,是一个从到地方层层分类的组织体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组织体系,行政体系也是一个组织体系,在行政体系的每一个层级上又有着许多分类组织,因而存在着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密切配合的纵向的和横向的组织关系。

其次,行政组织活动或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人员来执行的,没有行政人员也就无所谓行政组织,不仅行政组织间的沟通、协调和配合依赖于行政人员去执行,而且行政组织内部也存在着分工合作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关系。

再次,行政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具备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主要是指人事资源。人事资源的组织和调配、人事关系的调整、人的升迁与晋级以及人事考评和鉴定等,都是行政组织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

第四,行政体系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系统,一切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都是发生和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因而存在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五,担负着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组织是一个权力组织,这种权力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权力往往又要落实到具体的行政人员手中。因而,权力的运行方式和是否始终保持其公共性质,都对社会财富的分配、社会生活的安定、观念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然,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精神在调整这些关系方面表现出了自觉的、有意识的特征,但是,行政法律规范往往是一些一般性规定,对丰富多样和灵活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而言,法律规范并不可能无所不及,而且对法律的理解和执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的状况。行政政策往往是因应法律的不足而采用的手段,是针对法律规范调整之外的临时性和特殊性问题而制定的,但是,一项行政政策的,必然意味着它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政策总是相对滞后的因素。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价值因素则不同,它在调节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方面表现出了先在性、灵活性、具体性的特征。

在行政价值结构系统中,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总是以系统整体的形式在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中发挥调节作用。行政主体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往往会使行政价值结构系统的某一要素凸显出来,但行政主体决不可能选择某一要素而摈弃其他要素,选择了一个要素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行政价值结构系统的整体。比如,行政意志的强弱,本身就是行政义务感、行政责任意识和行政人格的综合体现。所以,行政价值结构系统是其各要素互动共存的有机整体。

由于行政价值关系存在于其他行政关系之中,因而其他行政关系的改变也必然引起行政价值关系的变化。一种新的行政体制的确立、行政组织和机构的最新调整、行政人事资源的配置方式的改变、行力关系更动、新的行政法律政策的和行政管理方法上的变革,都意味着一种新的行政价值关系的出现。反过来,一种新的行政价值关系又反作用于其他行政关系。行政价值关系是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行政价值结构系统与行政客观结构系统、行政主观结构系统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行政体系总体的结构就是以这三重结构系统为内容的。

通过对公共行政体系结构进行哲学解读,我们发现行政体系是由客观结构系统、主观结构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这三个部分所构成,这三个部分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整体存在的客观保证。所以,行政体系可以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的完整性恰恰是行政学学科性的证明。行政学是一门相对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对行政体系的结构相对应,有三门次一级的学科:根据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可以建立起行政管理学;根据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可以建立起行政法学;而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则是行政伦理学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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